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

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必须以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为逻辑起点,以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系统管理、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依据.针对我国现行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割裂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审判权缺位、公益诉讼机制缺失等弊端,我国应在充分尊重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遵循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构建统一、权威的流域纠纷行政处理机构和专门化的流域司法机构,在流域层面上建构一个以流域环境公益保护为目标、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制约、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协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和谐社会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然而,无论多么先进的司法体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都有其局限性。当前司法所面临的窘境,更具体地说,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单一化与社会纠纷的复杂化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分流司法负担,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论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语义及其运用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利益冲突与纷争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社会,因而建立环境侵权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维护司法解决纠纷权威地位的同时,探索与"诉讼途径"相补充、相衔接、相配合的环境纠纷解决渠道成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主题.在充分认识和发挥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凸显行政调解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功能,通过立法赋予环境侵权非诉讼解纷机制法律效力,进一步作好环境侵权非诉讼与诉讼机制的协调与衔接,进行多种解纷机制的优势统合,从而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     

民族法学研究对我国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启示

我国形式丰富的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仍不足以满足社会纷争可控与树立规则息讼的要求,机构组织不断增加、调解力度片面加大使国家面临纠纷解决成本高、方式实质单一、规则混乱等危险。持“文化整体观”与“文化平等观”的民族法学可以拓宽主流法学的研究视野,其成果可以为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带来以下启示：纠纷解决是由多层次多元的社会机制实现的;文化意义的完整性是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社会有自治之能力,国家应释放有效的自治空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思考

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宪政为其构建提供了根本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政保障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培养宪法意识,增强宪法权威;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推行以宪治国;保障公民权利,实行宪法司法化;均衡公民权利义务体系,架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期使宪法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和谐保障法。     

我国传统调解制度在法文化语境下的解读

调解是我国最具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也是中华民族最具生命力、为世界所瞩目的法律形式。在司法机制、行政机制有待改革的情况下,调解仍将是我国社会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方式。正确吸收传统调解制度的合理成分,对完善我国基层社会权利保护机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外资非正常撤离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在行政调解、诉讼、仲裁、ADR和ICSID机制等传统的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中,我国习惯于以行政解决为主、以司法解决为辅来解决外资撤离的问题。考虑到我国外资非正常撤离的特性,应当根据具体的纠纷情况充分运用ADR的功能,同时提倡外商投资企业所涉及的合同主体之间的纠纷采取国际商事仲裁的方式予以解决。此外,我国政府还应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大力发挥国际司法协助的作用。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社会控制方式之一,对于巩固统治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现代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型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我国维稳工作机制探析

维稳对象不是涉稳的矛盾,而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我国当代的涉稳问题是一种＂半司法问题＂;涉稳矛盾的核心不是具体利益冲突,亦不能简单定性为官民矛盾。社会主体多元、分化、流动性增强,弱化了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社会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并导致其矛盾化解纠纷能力出现明显下降;市场经济带来社会集团与行政机关同质性的消解,从而使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制度权威呈现出下降趋势。以程序公正来实现稳定;增强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党委政法委主导下的维稳工作机制。     

司法中心主义理念下的多样性纠纷解决机制

民事纠纷解决中,多样性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含了诉讼、仲裁、调解等诸多纠纷解决方式的综合性概念。在这一纠纷解决机制下,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不应该是独立的、松散的关系,而应该是以司法为中心的层次性、体系化的关系。在这样的机制下,以法治理想作为最高目标,以法律权威作为统一标准,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在诉讼荫影下协调发展。     

论司法改革与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司法改革必须对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正确评估。当事人选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受传统、纠纷的复杂程度、纠纷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合法和纠纷解决所需要的成本大小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必须对两者的分工及影响分工的因素予以仔细的考虑、权衡,对两者都充分加以利用。在当前,司法改革最应该利用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名声作为基础的预防性和威慑性的系统。     

历史法学派思想对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

历史法学派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对纠纷解决方式研究同样有很多启示,即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使用上,应坚持历史的方法寻求纠纷的合理解决,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应发现适合本民族传统的方式,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兼顾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注重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力量,使纠纷解决中法的不同渊源相得益彰。     

浅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方式,ADR被广泛应用于欧美国家.虽然对于不同国家,ADR所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是其广泛应用总是由资源的有限性、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当事人权利意识增强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所决定的.文章简单分析了ADR的概念及功能以及新的发展;根据纠纷解决主体不同,分别介绍了司法ADR和其他领域的应用;认为,ADR在广泛应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断的质疑和挑战;我国有着非诉讼的文化传统,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现实的需求.     

涉诉信访制度困境与解决机制的整合

涉诉信访属于涉法信访范畴。近年来,涉诉信访数量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的权威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涉诉信访面临一系列的制度困境。涉诉信访解决机制存在严重的失衡与缺陷。我们应加强信访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及综合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整合,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解决机制、涉诉信访与申请再审分流机制、司法最终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正处于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多发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能够弥合紧张的社会关系,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水平,因此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国家权力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有进有退;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大力支持和引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健康发展;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机制与路径探索——以湛江市霞山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多元文化的引入,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受到空前冲击,婚姻家庭纠纷数量急剧攀升,这使得基层法院、基层人民调解等机构在纠纷处理方面不堪重负,各自为战、效率低下的情况日益凸显。本文以湛江市霞山区为例,对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明确社区家事审判和家事调解的成效,阐述社区家事纠纷解决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有意识地整合资源,采取多方措施,优化和改善现有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机制与路径。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