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热衷于书写中国大陆的"文革经验"。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其独特的"文革"叙事空间,并塑造了此一空间下生存着的女性群体。这样的写作姿态彰显了离散作家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追寻的写作意图。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的文化开掘及其意义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绝不是文学的轻飘飘的纱衣或作家故弄玄虚的噱头,而是包蕴着现实历史的剪影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心理的丰富沉积的创作现象。魔幻叙事对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和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的开掘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转换利用,     

超越与逃逸: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重新反省

"60年代出生群体"仅仅因为年龄上的相近而被列为一个创作群体,虽然这一称谓并不意味一个统一的文学派别,但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念、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也有相近之处.他们远离意识形态中心,创建一种回到文本、回到个人经验的文学趋势.这一代作家无疑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带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创造了汉语言文学在叙事方法、语言表现以及个人的内心体验方面的崭新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表明传统中国文学的顽强韧性,又预示着未来无限开阔却杂乱的前景.他们是一种象征、坐标,一种终结与寓言.     

遮蔽与压抑下的欲望生长——从五四到文革期间的欲望话语叙述

欲望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中西方文学史都曾有过压抑或限制欲望话语叙述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欲望话语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五四文学发现并张扬了人的个性和本能欲望,又巧妙地将欲望叙事转化为国家民族叙事;京派和海派作家以不同方式肯定了人的世俗欲望;女性欲望的表达却相对滞后.十七年文学压抑并将人的本能欲望转换为生命主体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的热情,文革期间人的本能欲望在文学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     

颠覆的意义——关于断裂作家群的精神考察

本文从考察当下文坛的叙事危机入手,对文革以后20年内知识分子角色转换,文学话语转型大背景下断裂作家群的文学创作、理论实践及其与先锋作家、"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的比较进行探究,以发掘他们写作的现实条件、心理根源及意义和价值指向;从而切入具体作品的主题解析,并由此逐渐揭示出断裂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所提供的启示性即解决经典历史叙事危机的某种新的可能性.     

新移民文学的崭新突破--评华人作家张翎"跨越边界"的小说创作

华人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在题材选择、语言、叙事手法及其对原乡和异乡的认同态度等方面,展示了当代海外新移民作家在突破历史与现实、中西文化传统、原乡与异乡边界上所作的探索.这种"跨越边界"的努力,反映出作者崭新的历史、族群和文化观,对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启示.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观照

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反映了中美两国文化相互碰撞、吸收和交融的历史 ,折射出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对中美文化所持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两代人围绕着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的得与失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透过华裔文学 ,我们还可以看出变化的文化语境对改革开放之后赴美的新移民对“文革”题材创作与作品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 ,追寻历代在美华人为维护和弘扬中国文化而进行斗争的历程。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现代小说对文学传统的互文性改写

改写是后世文学与文学传统发生互文关系最常见的技巧,也是文学传统得以延续和演进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对文学传统的互文性改写,所选择的源文本集中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经典三个方面。这些改写之作通过对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经典的复制与模仿、拼接与转换、对话与超克,形成一个既具有重复性又具有他性的"复合文本"。重述神话传说、改写历史故事以及重构文学经典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民族文化全新的诠释过程,充溢着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对源文本的理解与认知,是对文学传统资源的深度发掘与创造性转化,重构并丰富了文学传统。     

中国维度下“天使岛诗歌”史诗性与文学性再解读

中美学术界均主要视"天使岛诗歌"为华裔美国文学/历史的奠基文本,突出其独特的"华裔感性"对于构建美国华裔新身份的重要性,无意中忽略"天使岛诗歌"作为早期中国"新移民"创作,同时也是北美华文文学拓荒性文本。其史诗性在于诗歌的怨语愁言反映出近现代"家国同构"模式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其文学性在于作为一个民间集体文本,其精品多以富于民族趣味的"比兴"及使事用典等传统手法呈现移民们丰富、鲜活的感性。而"非诗性"应放在近代"诗界革命"后旧体诗词自身转型的诗史维度中理解。     

“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叙事

“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是女英雄(女铁人),①她们在行为模式上几乎与“文革”时期文学中的男性正面人物等齐划一.以此来论,似乎“文革”时期并没有真实表现女性世界的文本.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不过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及特定时期的极型.真正能“浮出历史地表”②的女性写作需要长久的时间去等待.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性渗透及女性为获得男性权威的社会指认所作的投降实质上仍然是现实,也仍然是女性文学无法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文本是“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③,是以一种视点而不是另一种视点对历史事件的抽样选择,之后加以编排的叙事形式.因此,在既定的文本与历史真相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以“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来论,文本典型得以产生不能不说是对现实中的女性有所抽绎和变异.当然,现实中女性的真实面貌因“历史已逝去不返”,我们所能作的只是从多种材料出发去尽量恢复和了解那种精神性的历史语境.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人的文学"与人性叙事的维度——以苏童、余华、阎连科等为中心

苏童、余华、阎连科、残雪等作家,是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人的文学""人性的隐秘"和"人性叙事"等命题的重要参考坐标.考察作家在作品中揭示人不同层次的"本性"、性格以及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过程,分析他们在文本中深入挖掘人性在特定境遇下的嬗变以及人性的"隐秘角落"和多重向度,能够探测作家在具体文本结构和故事中展现的人性真实形态,绘制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图谱".在了解他们书写前人未表现、未尝试过的叙事和主题的基础上,发掘、拓展、丰富"人的文学"的内涵.这一维度或视域,考量着当代作家的写作深度和美学价值,是对"人的文学"在审美领域的延展,也是对前辈作家、学者们理念的继承与再思考.     

论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非性化”叙事——以丁玲、柳青和浩然的创作为中心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史上,存在一种"非性化"(包括"反性化")的叙事倾向或叙事模式。对这种"非性化"叙事进行历时的考察,可辨析出在当时主流革命作家的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所普遍潜伏的"文化阉割情结"及其根源"恋父情结",这种集体性的文艺创作心理症候经过了一个从广度上的扩张到深度上的强化的心理过程,即从初步生成到日益走向僵化的文学精神史历程。结合丁玲、柳青和浩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可证实此现象的普遍性和精神的特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