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自我法自然:刘将孙张扬个性的文学思想

刘将孙是元初重要文论家,他的文学思想已经引起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但要准确把握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还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这应该是认识其文学理论的基点,他的文论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上的。他以气论文,以性情和天趣论诗等,其中都贯穿了张扬个性、师法自然、重视自我的文学思想。在那个时代,这无疑具有理论先导的意义。     

辩中求变：兼论学术谱系史范畴下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以陈永国《理论的逃逸》为例

从“辩”到“变”实际上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一个总趋势,即从之前的“辩”——对于西方文论的知识性、资料性整理过渡到进入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与对终极价值的探寻,从而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融汇变通,构成带有独特语境下并带有个体参与性的文论体系,即本文所称的“变”。然而国内关于西方文论的变通性研究成果则以论文、评论为主,一直缺乏对西方文论的整体性研究。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的新著《理论的逃选》则打破了这一束缚,勇于在“辩”中求“变”,为当代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打开了一条学术谱系史范畴下的研究之路。     

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当代文论的生成语境和话语策略

当代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 ,延续了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范式变革。为了保持对新时期文学的阐释有效性 ,当代文论较多地引进西方文论 ,从而形成了异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新的范式。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当代文论生成语境和不同范式的文论与文学间的互证互释规律的分析 ,检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之可能性 ,提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是当代文论话语策略的根据。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研究史述评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演进紧密关联。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主体性已初步建立。面对着主流诗学的不重视,少数民族口头文论有着“失语症”的趋向。打破“少数民族VS汉族”“书面文论VS口头文论”“主流VS边缘”等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以中国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为视野,展开少数民族口头文论相关研究,是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实践之重要表征。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中国文论建设的全球化取向

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契机,如何抓住契机,更自觉更有成效地建设中国文论成为最富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文章认为全球化进程为中国文论建设预设了一个积极主动地进入全球化过程,并在其中互动地展示或确立中国文论自主性或主体性的目的,它推动了中国文论价值体系的调整和文论建设意识的改变。同时,文章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全球化的操作意识提出了如下要点:普遍性研究、特殊性研究、方法论研究、主体性研究。     

古代文论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在当代文论中的意义

在古代文论中,“和谐”思想对于范畴的生成、命题的提出及基本原理的创构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文论生成发展所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律。当代文论的范畴、命题及基本原理与“和谐”规律亦密切相关,“和谐”也是建构当代文论所应遵循的重要规律,此规律有助于避免当代文论“失语症”等问题的出现,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     

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传统——复旦大学召开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27—30日,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海内外130余位著名学者济济一堂,探索中国文论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复旦大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镇,先后于2000年、2005年召开过两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海内外学者交流和对话建立高层次的学术平台,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此次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30余篇。     

面向问题综合创新——2013年度文艺学研究前沿问题论

 在文学研究中,文艺学向来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理论前沿;在所谓“后理论”时代,2013年度的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在有效“介入”现实世界,以及学术创造或突破上取得了一定实绩,显示了我国文艺学研究持续发展与创新的强劲态势。     

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

倡导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必要前提.这些年来,文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理论思维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而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又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建设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需要认准传统与未来、自律与他律、形态范式和学理特色等方面的价值坐标,在构建学理中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建构,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并且在理论视野上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展示与对话 ——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以来,以诗文评为体系的中国传统文论基本退出了文本阐释的场域。西方话语的大面积空降,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日益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式发展,消解着可能的学理话语的分享式革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失语是时代发展和中西互通背景下的使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西方话语,沉迷于“普世”的理论,带来的将是比民族话语失声更严重的精神殖民。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精华,倡导中西方文化间进行平等和谐的“对话”,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与文论体系。     

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

倡导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必要前提。这些年来 ,文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 ,理论思维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 ,而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又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建设 2 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 ,需要认准传统与未来、自律与他律、形态范式和学理特色等方面的价值坐标 ,在构建学理中回到基础理论本体 ,以“元问题”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建构 ,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并且在理论视野上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中、越文论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

影响接受理论不仅仅指比较文学研究中单向和双向的对应关系 ,而且揭示影响与接受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的作用、回应以及转换、再生成的关系。而转换、再生成既是影响接受理论的过程也是它的终极目的。本文旨在通过观察影响的建构和作用以及接受的转换和再生成 ,研究在中国古代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文学作品的影响下 ,越南诗赋、小说、文论著作转换、再生成的特质 ,以及它们的相关性。     

宇文所安对古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启迪——以《六一诗话》为个案

对《六一诗话》,"观念史"研究之评价与宇文所安之评价,形成鲜明对比。以《六一诗话》为个案,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宇文所安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走出观念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宇文所安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可还古文论研究一份人文情怀。他认为古文献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阅读比研究更重要。     

杂语共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思考

中国目前不可能产生独特的文论模式,因而,我们所重建的文论话语只能是杂语共生。杂语共生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来源是中国现当代文论、２０世纪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

本文是对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宏观思考。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运动,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进入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展望和设计下世纪中国文论的基本目标和路向。为此,加大传统民族文论话语在当代文论体系中的分量,加大吸收外国文论优秀成果的力度,是必要的。但不能取缔和消解与传统相连接的现有文学理论的合理规定性,不能放弃和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在文学理论当代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克服唯心史观影响,按照历史的昭示,走“综合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