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在理论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家庭经济与生育的关系是生育经济学,也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80年代以来,它日益受到中国人口学者的重视,家庭经济状况特别是家庭收入水平与生活方式,已被看作是家庭生育行为和孩子生产抉择的决定因素之一。随着人口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许多西方人口经济学说逐渐被用于解释中国现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尤其是生育问题。在家庭经济和生育方面,经常被提到的西方人口经济学观点主要有:哈维·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有关孩子     

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论追溯及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溯人口问题的理论渊源,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理论,对人口生育行为进行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的分析,为解决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与均衡人口

在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是一种很重要的认识理论与分析工具。均衡是从物理学引进到经济学领域的。均衡（equilibrium）和平衡（balance）有所不同。西方经济学所指的均衡，讲的是供求数量一致和价格均衡。而平衡是指供求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劳动量的一致和价值量的平衡。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非均衡理论发展很快，这种理论对从瓦尔拉斯到当代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供求一致提出否定，并强调数量信号。均衡理论和非均衡理论，都对人口学尤其是人口经济学有很大应用价值。西方适度人口理论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均衡分析和最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在我…     

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

<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腾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已趋于稳定,其人口数量的自然增减变化就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由于生育决策最终是在家庭内部做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热衷于有关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的分析研究,他们以家庭为考察对象,争相探讨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促成了具有“新家庭经济学”之称的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作为一派学科体系,与宏观人口经济学相比较,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在对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方面确实做了较为深透的分析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如加里·S·贝克尔(Cary S.Becker)的家庭对孩子的需求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最早出现     

从古典人口学模式到家庭经济学——西方“家庭人口投资”理论述评

家庭人口投资是决定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影响儿童文化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早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范畴就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注意。本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从家庭人口投资入手研究宏观人口过程的变动原因,更成为西方人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西方有关“家庭人口投资”的学说进行科学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推动我国的人口学理论研究,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性别视角与人力资源发展

在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经济活动参与者被抽象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活跃在经济学模型中的经济人不分男女,皆为中性;无论老幼,都是理性决策者。到了人口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那里,性别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从这些领域的作品中,读者多半可以看到越来越具体而丰富的个人和人群的面貌。《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孙怀阳、程贤敏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这本人口学著作中的多数章节,添加了性别视角,使读者看到有关中国藏族人口婚姻、家庭、生育、健康、教育和宗教信仰的全景画面。 仅仅是在精读之前浏览这本书…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农村—城镇人口流动制度安排与创新

一、计划经济时期乡城人口流动制度安排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还是从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来看,乡城人口（劳动力）流动是人们的一种自由的、自发性和微观性的经济行为。但在中国,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就业制度及由此决定的人口流动制度安排,乡城人口流动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     

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回顾

尽管舒尔茨等人的研究早已阐明健康保健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与关于教育的研究相比，对健康投资的经济学（尤其是人口经济学）研究明显不足。已有的研究形成了以教育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正由于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更深入一些，因此，本文想将健康与教...     

城市生育环境驱动人口增长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人口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本盘”。基于“基础设施-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不可抗力因素”的城市生育环境分析框架，以2019～2020年中国省会城市（直辖市、港澳台除外）的数据，运用变异系数-TOPSIS模型和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解析了我国省会城市生育环境与人口增长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单个城市生育环境因素并不构成高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生态环境对人口增长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2）在无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下，驱动高人口增长的城市生育环境组态有3种类型，分别是环境哺育型、经济刺激型、经济-生态双重驱动型；在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下，驱动高人口增长的城市生育环境组态仅有1种类型，经济-生态双重驱动型。（3）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可抗力因素并非直接影响人口增长的核心条件，但在其持续影响下，生育愈发悲观。（4）导致城市非高人口增长的4个组态均缺乏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核心条件。文章验证了驱动城市高人口增长的等效组态路径，明确了生态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激励效应。     

家庭生育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认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决策权分散在社会各个家庭单位,家庭选择孩子数量与质量。家庭生育孩子是由孩子报酬(包括非货币报酬与货币报酬)和成本差额确定的,家庭生育孩子遵循一系列经济选择过程,并对这些选择过程展开经济学分析。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对生育选择行为的各个变量施加影响,使得家庭自动实施优生优育知识,达到合意的人口增长率。     

实施“五项促进”工程建设“幸福家庭”

江苏省建湖县恒济镇紧密结合本镇实际，积极实施生育文明、家庭健康、优生优育、发展能力、便民维权的“五项促进”工程，有力推进了“幸福家庭”建设。实施生育文明促进工程。恒济镇把生育文明促进作为推进“幸福家庭”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是大力倡导新型婚育文化。投入巨资在孟庄集镇新街打造1200多米长的人口文化宣传一条街，在集镇中心地段打造2万平方米的人口文化广场，内设人口文化宣传长廊、雕塑等。镇人口学校每两个月举办一期培训班，镇广播自办节目常年开设人口计生专题节目，每年邀请县人口文化艺术团到集镇及村（居）演出。各村（居）建立了生育文化大院、人口文化书屋、人口计生宣传公示栏等。     

论“以宣传教育为先导”的哲理与内涵

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推出了“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并且将“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下简称“宣教先导”）列为机制之首，表明国家人口计生委对人口计生工作客观规律的认识进～步提升，是对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以宣传教育为先导”贯彻了《决定》的核心精神。人口计生宣传教育旨在改变人们的生育态度和生育行为，是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咨询活动，把党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及其目的、意义、理论、观点、观念、知识、技术、要求、行为规范等传播给社会公众，以影响、改变人们生育态度，     

新家庭计划活动与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巩固来之不易的人口转变成果，是摆在广大人口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拟从微观人口控制的角度、并联系浙江近年来开展的“新家庭计划活动”对这一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与大家讨论。     

伊斯特林有关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在阐述有关家庭规模经济决策理论时,往往运用边际效用分析和消费者需求理论,尚未涉及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80年代,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A·伊斯特林①(Easterlin)提出了有关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在1985年出版的《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一书中,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运用生育的供给和需求理论(简称供求论)来分析生育率变动的原因和变动趋势。本文简要评述这种供求理论。     

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本文建立了多维的家庭人口预测模型。该模型可用于同时预测家庭户以及人口的规模、结构、特征及分布,并保证人口事件（如结婚、离婚、再婚子女离家等）的发生在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在父母辈与子女辈之间的一致性。与国外学者近年提出的多维宏观家庭户预测模型相比,本文建立的模型的一个明显优点是无需从专项家庭抽样调查得到的家庭户类型转换概率数据,只需通常的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数据。与传统的户主率方法不同,本文模型将家庭户预测与未来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事件发生率紧密地联系起来,可同时预测核心与三代家庭户,既可用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又可用于西方发达国家     

试论家庭生育行为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及实践意义

西方现代新家庭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前提 ,进行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分析。文章对家庭生育行为所具有自利性、理性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特征进行理性剖析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的人口转变

制度经济学指出 ,当个人行为产生负外部性时 ,需要政府制订制度 ,使社会成本内部化 ,实现集体理论 ,但是 ,制度必须符合个人理性且必须内部化 ,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政府干预下进行的 ,所以 ,判断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否完成 ,必须考察在人口中是否完成了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的变革。笔者认为 ,我国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 ,因为生育率稳定在低水平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 ,只有在生育主体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达到稳定低生育水平 ,才能说完成了人口转变。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给我们的启示

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数量问题。应在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从更宽的角度来认识人口问题，从更广泛的领域采取综合措施来解决人口问题。要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把计划生育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向家庭提供生产、生活、生育服务上，提高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的服务水平，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引导广大群众走少生、快富、文明、奔小康的道路，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