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改革的系统思考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转换中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的转换,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和所有制格局的转换,这三个方面的转换构成了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就经济体制的本质内涵来说,所有制格局的转换无疑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它是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必要前提。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拓展和深入已经再一次把所有制关系的改革推到了整个改革的前沿。因此,把所有制改革放到整个经济体制转换中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一方面对于寻求正确的所有制改革的思路,另一方面对于使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能够协调起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形势下经济转型发展的体制约束研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体制改革能够突破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深化体制改革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和难点。体制机制的不到位会通过对资源消耗方式、自主创新能力、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影响而制约经济转型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深化基本经济制度、要素市场改革、财税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改革的实践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备受国内外学界的争议.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则主要得益于有关推进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系列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和经济法)改革.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法律作为经济改革的护航者提供着"双轨制"激励以及中国式的特殊制度弹性,而作用的变化趋势则是向正统理论回归.     

从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我国金融深化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政府的金融约束政策在维系金融体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此产生的对利率的管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并且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其负面影响也日趋增大.本文通过对利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阐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通过对我国央行利率政策对储蓄与投资的效应分析,阐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提出了几点粗浅的看法.     

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与转型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存在结构性的失衡.在传统意义上,从总需求的角度难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着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的经济被分割在一个个行政单位里,由行政单元构成,所以需要层层分权.从转型的角度来看,只有实现了中央和地方在激励上的一致性,才可以确保中国实现可调控节奏的经济增长.     

新发展格局下关于中国就业市场的思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生产链的不确定性增加,外部冲击下可能引发的风险凸现,中国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在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的基础上,以更积极的姿态发展国内经济、应对外部冲击,要素市场化、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更深层次的开放,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疫情暴发后企业互联网化产生的纵向一体化效应及对就业模式的影响,探索了纵向一体化、灵活就业和产权改革三个因素对双循环转型下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和保障作用.     

市场化进程、资本要素市场配置扭曲与地区创新能力

市场化改革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在推动我国地区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市场化进程可能对创新活动产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对创新活动产生不利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市场化进程能够推动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资本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是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第三，市场化进程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为推动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第一，推动资本要素市场改革，优化信贷资金配置。第二，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持续加强创新激励。第三，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构建公平竞争制度。     

从“单一”到“包容”:中国经济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不断深入以及政府经济增长理念不断淡化的进程.包容性增长理念已被写入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并将在未来五年在引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增长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加速转变的新时期,对政府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应进行重新解读与定位,以便对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耦合分析--制度变迁的次序与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所有制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市场化指标测度的两个代表性指标.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体制变迁的次序有先后之分,导致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存在偏差.黑龙江24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所有制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在体制变迁的次序上存在短期滞后的关系.正确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