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红楼梦》中的《春秋》大义

《红楼梦》乃曹雪芹的"哭泣"之作,他在小说中确为"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之女儿们的人生悲剧而哭,而且属于感情深、哭泣痛者.但曹雪芹深以为悲痛者,又远不止女儿们的人生悲剧.曹雪芹所悲者,有身世、有家国、有人类社会,其在《红楼梦》中所再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身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曹雪芹并没有把再现如此的悲剧为小说的宗旨,而是在探寻悲剧之因和从悲剧中走出的路子.曹雪芹以女娲所炼的补天之石为小说的引子和线索,显然是有寓意的,这一寓意中更多的是积极意义的探寻.所以,曹雪芹有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红楼梦》寓有《春秋》大义.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论《红楼梦》的多重悲剧性

悲剧性是《红楼梦》的总体审美风貌,其体现在爱情悲剧、青春挽歌、生命祭歌、人生悲剧、文化悲剧、女性悲歌和封建社会悼歌七重悲剧中。它们呈“网”状交织,构成了《红楼梦》丰厚的审美魅力。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从悲剧的必然性到悲剧的深刻性──评高鹗的文学贡献

《红楼梦》的最后完成者高鹗的文学价值，自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文旨在说明高鹗在曹雪芹的总体悲剧构建中，完成了从悲剧的必然性到悲剧的深刻性的深层发掘和完善，从而深化了《红楼梦》的悲剧主题，突现了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性格特征，强化了作品的悲剧艺术效果。高鹗对《红楼梦》的续改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红楼梦》的悲剧构成

《红楼梦》的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察：贾府的悲剧、大观园的悲剧和贾宝玉的悲剧。这三层悲剧的性质不尽相同，它们一起所形成的悲剧意蕴，表明了悲剧的普遍性质     

曹雪芹悲剧创作心态浅探

《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大悲剧。其悲剧的深层内涵惟有通过探讨作家曹雪芹那深沉博大、悲怆痛苦、矛盾复杂的悲剧心态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曹雪芹的悲剧心理表现在他对人生苦难的深沉感悟,对往昔富贵荣华的深深眷恋;对罪恶现实的深刻批判,以及对未来前途的执着追求。歌颂与批判,眷恋与扬弃,希望与绝望,矛盾地交织在曹雪芹的内心深处,使得《红楼梦》这部千古卓绝的旷世悲剧也带有许多矛盾复杂、扑朔迷离的成份。然而惟其如此,才使其出之真情、满含血泪的作品格外感人至深和富于永恒的思想艺术魅力     

二尤形象的悲剧性特质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女性的悲剧世界，“二尤”作为众多悲剧人物形象的缩影，除了具备这些悲剧女性的共同品质外，还具有很多这些女性没有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出身的不洁和她们自身悲剧对宝玉和黛玉爱情悲剧所起的作用，正是她们区别于其他《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标志。     

平中求变 变中出新——《红楼梦》中存现句赏析

《红楼梦》是一部集叙述与描写于一身的作品,和存现句的话语特点十分切合,因而《红楼梦》中的存现句俯拾皆是,但存现句的使用并不是单一、平板的,而是穷尽变化之能事：结构之变、语义之变、语用之变,以求在平实中求变化,变化中出新意,彰显了《红楼梦》作为经久不衰之经典名著的语言艺术魅力。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欲”之误读的几点商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作为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生活之欲”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提出并解决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且《红楼梦》创作的主旨精神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这与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不完全相符合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玉之“玉”和宝黛爱情是持肯定和褒扬态度的，他所舍弃的是过度的贪欲。     

从日常生活叙事看《红楼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取材于日常生活,摹写“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就了一部旷世经典。《红楼梦》这一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到了新文学时期被削弱,张爱玲却得此真传,把笔触伸向沪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切悲欢和复杂人性。不过张爱玲的日常叙事法则和《红楼梦》又不尽相同,《红楼梦》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充满艺术和诗意色彩,而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则阴暗悒郁,强化了其作品的悲剧风格。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胡文彬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评述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理论体系的一大特色,就是《红楼梦》文化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的相结合。另一个特色是对《红楼梦》文化范畴的张力与文学的关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依据对范畴性质的意义的认知,从历史文化语境、文化思维意识和传统文化艺术三个的角度概括文化张力对文学影响的差异。《论稿》中关于《红楼梦》文化范畴对文学的叙事功能的多方面阐释,构成了《论稿》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内容。该书的文化子范畴,涉及到了历史、习俗、意识、艺术、园林、服饰的方方面面。其囊括的文化范畴之广、之全,不仅是目前《红楼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且更重要是作者着眼于文化范畴的多样性,去涵盖《红楼梦》文化的个性。胡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实现《红楼梦》研究第三次转型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     

潘德舆《红楼梦题词十二绝》笺证

《红楼梦题词十二绝》是清代诗人潘德舆读《红楼梦》的独特感受。题咏中既涵盖了潘德舆“评红”理论的阐发。又是他多年读《红楼梦》之情的凝结。结合潘德舆人生经历与诗学观对此组诗作一笺释,谋求较为深刻的解读和鉴赏。     

试论《庄子》之梦与《红楼梦》之梦

《庄子》与《红楼梦》中的梦幻故事既是"梦"境与"幻"境的交织,又是为情、为文、为理之梦。在梦境艺术的创设中,两者既有同曲相和之处,又各有妙音,具有"幻中有真"的审美意蕴。二者均寓"道"于"梦":《庄子》追求"真人不梦",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红楼梦》则是一场世俗化的人生之梦、色空之梦。     

试论妙玉──“红楼”裙钗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妙玉是《红楼梦》中最为独特的悲剧典型,此展示了世俗之外那半边世界里青年女子的悲剧命运,她与“红楼”众姐妹共同构筑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社会大悲剧。妙玉的存在,使“红楼”女子系列更为完整,使“红楼”悲剧更为深刻。本文从特殊的身份,矛盾重重的人物、存在意义三方面对妙玉这一人物作了些探讨。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