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明清碑刻资料中的水神信仰类型

明清时期,忻州地区的水神信仰十分盛行,这在当时的史料中多有体现.本文以忻州地区为例,通过研究明清碑刻资料,发现该地水神信仰的类型庞杂,除了传统的龙神外,山神、历史名人、地方神祗、宗教人物、本土人士都加入水神的行列,而且水神信仰与其他的民间信仰是杂糅在一起的,其自发性、农事性、功利性,地域性也更为明显.     

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

龙母文化的实质是水神信仰。中国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按发生时间先后大致分为:泛水神图腾信仰、龙母信仰、妈祖信仰等三种形态,其共同渊源应为壮族先民古越人信奉的水界之神图额。广西大明山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态水神信仰特征,并以其山神和水神融合,生态美和道德美统一,而成为中国华南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明山龙母文化是大明山自然生态环境、壮族先民的信仰思维、农耕稻作文化、生态审美意识诸因素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济宁商帮与金龙四大王崇拜

金龙四大王崇拜是一种民间信仰。主要流行于黄河、运河区域。济宁是位于运河沿岸,随着明清运河的畅通而繁荣发展起来的城市。济宁商帮在金龙四大王的传播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明清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及水母祭祀圈思考

形成于宋金时期的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在明清两代达到大盛,并借助神亲链形成了水母祭祀圈。这与当时晋水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人口增长,以及造纸业发展导致的用水紧张、村际关系恶化有密切联系。水母信仰同以张郎为例的个体村落水神信仰大异其趣,后者发挥的作用多是证明自身水权的合法性,目的是争夺水权;而水母信仰更大的作用是协调村际用水矛盾,维系、整合整个晋水流域。水母信仰覆盖整个晋水流域,并借助神亲链发展成为了祭祀圈,成为晋水流域一种文化认同,对和谐村际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明清小说中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盛行于黄河流域、运河沿线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与中国传统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其经历了由“人”到“神”的演变,而转变的过程与环境变迁、政府宣教、民间推动等因素密不可分。正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需求与现实需要,强化了该信仰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传播与延续,而信仰在史料、文学上的记载与描述,既是源于现实的书写,也有艺术上的加工与塑造,充分体现了信仰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而由信仰本身所衍生的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又进一步影响了区域社会,成为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论明清时期大运河上涌动的思想浪潮

大运河孕育了明清新思想,明清思想浪潮是围绕在运河两岸展开的。大运河的畅通促进了运河两岸社会观念的变迁,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人们的思想在明中期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萌发出了新思想的萌芽。明清时期的运河两岸是中国在那个时代思想最活跃和最有朝气的地区,也是思想变化最敏感的地带。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或出生和成长在运河两岸,或在运河两岸地区求学、游历、任职。其思想产生、成长于运河,传播于运河。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经济之河、政治之河、军事之河,更是一条涌动的思想之河。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新时期庙会中的水神信仰状况研究——以山西忻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庙会作为传承地方文化的载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见一斑。以山西忻州所属14县区的50个典型庙会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主,以庙会中的水神信仰为突破口,探讨其典型的特征,以及在水神系统建构下,其与人、与社会之间互动。通过分析,认为水神在该地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水神信仰构建的社会体系依然在运作,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     

天后文化在梅州的俗化

梅州的民间信仰相当复杂 ,其中地方的水神、商业神祗信仰圈与外来的水神天后信仰圈互动 ,形成与沿海地区同中有异的天后信仰。近年来的田野考察实证 ,并参考地方文献 ,可以看出天后文化在粤东内陆山区已经俗化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士绅在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起了重要作用     

运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读《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河,也是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运河的畅通对于南北交通路线的开辟、沿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之间的物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深入地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运河史或运河文化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样,对运河区域社会史的的研究,也离不开基于运河史或运河文化视野的整体观照。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王云教授《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变迁》)一书,在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史的交叉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成为运河文化研究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学…     

浙江宁波地域水神崇拜文化考探

水神崇拜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域所崇拜的水神各有不同。浙江宁波具有7000年文化发展历史,在海洋和江南水乡环境中,宁波地域主要崇拜本地的自然神灵与治水英雄,但也接受外来信仰文化的融入,崇拜外来文化的水神。宁波水神崇拜文化成为地域特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传统文化与近代自然科学——以晚清水神崇拜与水科学知识传播为例

"西学东渐"导致近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发生撞击,传统与现代相互冲击、磨擦、渗透。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内容的水神崇拜是其突出表现。民众一方面继续信仰水神,另一方面又接受关于水的科学解释。水神信仰本身也在作自我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从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传统文化的出路。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闸官研究

明清时期的闸官是专责闸务的官吏,掌各闸储泄、启闭之事.闸官一职由来已久,但直至到了元代,"闹官"才正式出现.闸官作为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的一类,要与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闸官的职责与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官职.     

“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保漕与祈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龙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的龙王庙,另一类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身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为了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的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