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

“情”与“理”,是历代美学家们都重视的两个美学范畴。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特别是“情”与“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着不同的回答。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涉及了美学中“情”与“理”这两个重要的范畴。据粗略统计,全书讲到“情”的有一百二十多处,讲到“理”的有一百来处。刘勰是怎样理解“情”和“理”的呢?他怎样估量“情”和“理”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呢?弄清刘勰“情理说”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对研究刘勰的美学思想体系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不无借鉴意义。     

“神与物游”中“游”的美学意义

“神与物游”中“游”的美学意义赵海刘勰《文心雕龙》中《神思》篇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在中国美学史上，“神与物游”已作为一条重要的美学命题而为历来文艺美学家们所注意，但历来注释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对“神与物游”命题的阐...     

“神理”范畴的审美现象学观照（本体论）－－自然性、铺叙性与“过程”的“整体显现”

“神理”是一个尚未系统论及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 ,从神理范畴本体论层面探讨其历史赋予的丰富的理论内涵 ,并运用现象学美学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观照 ,可以看出其自然性、铺叙性的形上品格 ,与现象学美学的“过程”、“整体性”有着相似性和可对应关系     

如画概念及其在环境美学中的后果

如画概念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被西方环境美学家所关注。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演变,今天的环境美学家对于如画的理解,已与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有着天壤之别,却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如画概念有相似之处。中西美学对如画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引起两种非常不同的后果。     

“妙”与“和”——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

在中国美学史上,道家主“妙”,儒家倡“和”,这样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对中国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较和分析这两个不同的审美范畴是很有意义的。一、“观其妙”与“和为贵”“丽”与“和”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根源于道家和儒家对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态度。按照道家的观点,     

试论移情作用的两个层次——兼析“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境界”说及“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一系列美学概念或范畴。这些概念或范畴来源于王国维对中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和中西方文艺创作实践的综合研究,无疑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涵义。但由于王国维在词话中往往采取以诗、词喻理的传统写作手法,所以基本上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理解这些概念或范畴的具体例证和入门钥匙,两并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详细的界说。这样,就使得人们在分析、理解这些概念或范畴时,由于理解的角度、分析的方式不同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涉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时争论就更大了。已有的分析研究可说是各有得失,本文于此也     

“崇高”与“壮美”的辩析——中西美学比较札记

<正>国内近几年出版的美学原理之类的书籍,几乎都将“崇高”这一美学范畴与“壮美”这一美学范畴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在现象上有些相似而实质却根本不同的美学范畴.“崇高”这一美学范畴来自西方美学史,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接受过来,甚至可以给予新的解释,但它毕竞凝注着西方的文化传统、美学传统,作为特定的美学体     

刘勰论艺术传达与审美形式

在中国美学史上，刘勰最早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传达问题。“形式”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采”，却是非常接近于“形式”这个范畴的涵义。刘勰在《原道》篇对“文”作了本体论的界定。他对于圣贤经典的规慕，也更多地侧重于以美好的文辞来表现情感。在《情采》篇中，把“立文之道”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从视觉美感、听觉美感等方面深化了审美形式理论。刘勰还非常重视艺术传达的作用，在《神思》等篇中予以系统的阐述，而在《物色》等篇中则揭示了有关艺术传达的若干原则     

新时期以来古典美学“丽”范畴研究述评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新时期以来古典美学“丽”范畴研究，在对“丽”范畴的通识性、断代性理论探讨，对不同历史时期美学家、文论家尚“丽”思想的考察及对作家作品中所内蕴的作家“丽”关意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其它古典美学、文论范畴的研究，“丽”范畴研究仍显得相对薄弱，研究格局甚不平衡，留有许多空白点。21世纪关学视野中的“丽”范畴研究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论刘勰的“情采”观及其审美理想

刘勰处在“情采”审美意识已经形成的文艺自觉的时代,他在继承和糅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基础上,从自己的天道自然观出发,提出了既重情又重采的“情采”观。刘勰的“情”和“采”是一种辩证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各自有着深刻的审美内涵。刘勰情采并重的“情采”观铸就了他的情采并茂式的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生活美学”（笔谈）

主持人语：目前,“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最新美学思潮,国际美学界在拓展美学疆域的基本路数上是一致的。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做的工作是呼吁美学回到日常生活,并将这种美学称之为“超越美学的美学”,也就是超逾“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在波兰举办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当韦尔施重提“超越美学的美学”话题之时,却得到了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反驳,但伯林特要求美学走向环境与韦尔施主张美学回到生活其实是殊途同归的。然而,生活美学并不像艺术哲学和环境美学那样是由西方美学家提出并占据了主导的美学思潮。东西方美学家几乎共时性地提出了“生活美学”的理念,而且,中国美学传统自本生根地就是“生活美学”传统。刘悦笛邀请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柯提斯·卡特主编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英文文集,就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之内、在东西互动之间来共同推动生活美学的进展。刘悦笛指出生活美学是东西方异曲同工创造出来的,它有着东西方两种哲思资源,但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加以积极应对。赵强进而指出,晚明时期生活美学的要义就在于以“受用清福”为旨归的生活观念的生成,以营构艺术化、优雅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增进世俗日常生活的快乐为旨趣。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有意味的形式”与艺术符号——贝尔与朗格的美学思想述评

贝尔、朗格是现代西方美学史上两位颇有影响的美学家。贝尔是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朗格是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艺术是表现情感的符号形式。前者看起来是强调“形式”,而实在突出情感意味;后者看起来是强调情感,而实在突出符号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形式主义美学与表现主义美学在情感这一点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然而,在创造艺术形式与情感的关系、创造艺术形式的审美心理动力方面,两个美学家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但在美学观的错误根源上,两个美学家又有相似之处。     

意象与意境

“意象”与“意境”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有其相通、相似的一面 ,但又属于两个不同的美学范畴 ,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和审美特征。意境和意象有着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 ,意象无穷的张力形成了意境整体上无穷的魅力     

叶燮美学思想之我见

叶燮(1627—1703年)字星期,号己畦。江苏吴江人。晚年由于在吴江横山讲学,世称“横山先生”。有《己畦文集》和《原诗》。叶燮是我国十七世纪的文学家、美学家,他建立了一套以客观的“理、事,情”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精约”是应用文写作的重要特色——浅谈刘勰《文心雕龙》对应用写作的启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不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应用文写作都有独特的见解。刘勰主张，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都要以“精约”为特色。为此，刘勰从美学、语言学运用以及“情”与“辞”的关系等几方面对应用文的“精约”特色作了深入阐述。这些理论，可以引导我们深入认识应用写作的重要特色。     

因情而幻 以幻言情——《红楼梦》“情”“幻”关系综论

“情”与“幻”是《红楼梦》和曹雪芹美学思想中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观念。在这两个观念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艺术内涵。因情而幻,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有标识;借幻言情,则是《红楼梦》独具的艺术特色。曹雪芹对“情”“幻”辩证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古代小说艺术理论宝库;并且通过其艺术实践,将真实性寓于奇幻性、神秘性之中,使《红楼梦》展示了“空灵”与“坐实”、“虚幻”与“真情”完美结合、相得益彰的艺术奇观。     

刘昼美学思想述评

齐梁美学是我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视美与感性的自然生命的联系是齐梁美学的特征,也是它对中国古典美学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刘勰美学思想的博大精深,更为后人所瞩目.研究和介绍刘勰美学思想的文章不胜枚举。对与刘勰同时代或稍早的其他美学家的研究却很少.刘昼就是其中被忽视的一位.刘昼(514—565)字孔昭,北朝北齐人,原阜城(今河北交河)人,著有《刘子》十卷.他提出的“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废”的理论观点,把美、丑与效用联系起来,指出了美和丑的具体性,相对性。本文拟对刘昼的美学思想作些探讨,以期填补我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这一空白.     

“气”作为美学范畴的形成

无论是在中国哲学史还是中国美学史上,“气”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有着独特地位.揭示“气”作为美学范畴的形成过程,对于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学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就“气”这一美学范畴的形成做一点粗浅的分析,试图揭示“气”从哲学范畴转化为美学范畴的内在发展逻辑.     

从《文心雕龙》的“六义”说看刘勰的审美原则

审美是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要研究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互关系。客观事物之所以成为审美意识、审美理论,那是由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均进入审美关系之中。所以,我们研究审美关系时,就离不开要研究审美原则。古今中外的美学家、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审美原则、方法和标准。刘勰也不例外,他有一套完整的审美理论,即“六义”的审美原则,“六观”的审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