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国际贸易对中国各行业CO2排放影响实证研究

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运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分15个行业、8种能源来研究中国基于国内生产、消费、出口、进口中的CO2排放及国际贸易中的净排放等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一直是碳贸易净出口国,1997—2007年的CO2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内生产大于国内消费的CO2排放量,且出口的CO2排放量占国内生产的CO2排放量的比例很大,这说明出口对中国CO2排放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2）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和金属产品制造业是进口和出口CO2排放量相对较大的三个行业。（3）从单位产值看,出口、进口和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在1997—2007年持续下降,而国际贸易净值的CO2排放强度1997—2007年一直上升,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要远大于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表明中国净出口的资源和能源正在不断地快速飙升。因此,中国应加大鼓励低耗能、低排放行业的出口,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出口,发展太阳能、风能等低碳能源和新能源,从而减少中国的CO2排放量,实现低碳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均SO2排放的省际收敛性——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一种常规污染物,SO2的排放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采集1992—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SO2排放量,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相结合的回归方式,对于省际人均SO2排放量的相对与绝对收敛性进行研究,对影响人均SO2排放收敛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总样本期上,省际人均SO2排放量存在着绝对与相对收敛。相对于2001年以后的时期,2001年以前的省际人均SO2排放量收敛速度更快。对于收敛速度的影响因素,二次产业比重与中国S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更高的二次产业占GDP比重会降低收敛速度。而各省人均实际GDP与人口密度则对人均SO2的排放量有负向影响,更高的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会使人均SO2排放收敛速度加快。     

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和环境间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近来关注的焦点之一。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关系的探讨。然而,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人们开始关注贸易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CO2的排放, 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围绕这一问题, 从区域的角度出发, 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 利用1995—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贸易对全国及东部的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中部和西部的这一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东部、中部及全国较显著地存在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西部不存在这一特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影响CO2排放的政策分析

城市化进程是中国CO2排放快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自回归滞后(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 Lag, ARDL)协整模型, 重点分析了政策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对CO2排放的影响。ARDL方法更稳健, 更适合对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ARDL协整模型构建中以人均CO2排放量为因变量, 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政策变量等作为自变量。基于1978-2010年的样本数据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1997年节约能源法的颁布对CO2的排放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同时, 城市人口比例的增长是影响CO2排放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因此, 制定针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节能减排政策, 例如鼓励实现节约型的能源消费模式, 对实现中国CO2的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省际CO2排放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投入导向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BC2-DEA模型,选用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利用Tob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省际间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CO2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是CO2排放效率提高的有效途径;我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效率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不支持“污染避难所”理论。     

中国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中国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包含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模型,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基于E-G两步法的协整检验以及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性检验方法,对中国1995-2010年间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从经济增长到CO2排放以及从能源消费到CO2排放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安徽地区经济收敛性检验的实证分析——基于β收敛的空间模型

本文用Moran＇s I检验安徽省17个地级市的空间相关性,采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对安徽省1991-2008年的人均GDP建立了收敛空间误差模型。通过将18年数据按每9年为一个时段,划分为滚动的10个时段,考察安徽省经济收敛的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安徽地区17个地级市在8个时段上都存在空间相关性,在整个时间段和前两个时段上是收敛的,之后各地级市发展不平衡,呈现发散的态势,但近期的三个时段上β值又在减少,有趋于零的趋势,说明经济存在收敛的可能性。     

农村人均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0—2009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结构转型压力,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转变,国内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关键。因此,探讨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因素对刺激我国消费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计量模型对2000—2009年影响我国农村人均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影响农村人均消费的主要因素为农村人均纯收入、政府对农村的人均转移支付、利率和货币供给。政府和农村居民都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农村人均消费。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是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推进清洁生产的关键方式。基于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tate12.0软件对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S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SO2排放不产生显著直接影响作用,但是通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SO2排放在滞后1年显示出负向影响作用;技术进步与SO2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与SO2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应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等环境污染规制力度以及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支持投入力度,同时加快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步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的福建省CO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传统STIRPAT模型只把人口数量、经济增长、技术水平三个因素作为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忽视了其它重要因素,为了更全面地分析CO2排放的影响因素,有必要在STIRPAT基本模型中引入变量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实证结果表明:人口、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是福建省CO2排放的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城市化水平次之,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要小于其他正向因素。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抑制CO2排放增加,但这种抑制作用要远小于其他正向作用因素。     

经济增长β收敛研究:基于西部地区1952-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以经济收敛的增长回归法基本分析框架为基础,对西部地区1952-2007年经济增长的敛散性进行了研究.通过结构变量和虚拟变量的引入,分析了影响西部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因素.结论显示:西部地区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β收敛特性.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实施后,经济的发散性增强.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到政策的侧重性和推行的同步性,推动西部地区形成合理经济增长速度下的收敛条件.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及其收敛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量2000—2009年间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检验区域能源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东、中、西部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存在差异,变化原因也各不相同;全国范围内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收敛趋势,后进区域的追赶效应明显。     

中国能源消费的CO_2排放变动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结合中国CO2排放的现状,运用改善的因素分解方法,就中国CO2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是促进能耗增长与CO2排放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且这一作用还呈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能源结构调整并未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CO2排放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技术进步减排效应最大。202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重点是控制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     

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基于CGS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7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经济、社会交际、环境和社会福利等4个维度分析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及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研究发现：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社会福利安全感的影响最大,对经济安全感的影响最小;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据此提出,应进一步精准帮扶特殊保障对象、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协同发展商业医疗保险等,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的安全保障功能,以期提升参加医疗保险对公众安全感的正向效应。     

对外贸易、相对收入与污染物排放——基于我国省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ACT(2001)贸易环境效应模型,采用面板数据SUR估计,对2000—2010年中国省级单位各经济要素的贸易环境效应、不同相对收入地区的贸易环境效应以及不同相对收入情况下由贸易引致的规模、结构、技术和贸易强度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了弹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现行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导致了环境质量的恶化,技术的正效应超过结构的负效应,贸易自由化直接促进了环境水平的提高;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贸易弹性存在较大差异;贸易对收入较低地区的环境影响程度较大,收入较高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与环境污染相关程度较低。     

基于 EKC 的城市化和污水排放实证研究——以中国东部省际面板数据为例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 EKC) 模型,以中国东部 11 个省( 市、区)2006—2015 年的污水排放为研究对象,用面板工具分析污水总排放、生活污水排放、工业污水排放分别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之间关系。 研究发现:首先,中国东部各省的污水排放与经济发展 GDP、城市化率 UR 形成二元二次回归曲线;不同的排放与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的关系,但都与城市化率成线性回归。 其次,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是生活和工业污水排放的单向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存在双向格兰杰原因,其变化直接导致污水排放的变化。 再次,城市化率和经济发展对生活和工业污水排放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不完全相同;城市化率对生活污水排放起到正向影响,对工业污水排放呈反向影响。 最后,由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的变化不完全相同,一定时期内污水排放模型呈现出的图形将会与污水排放和变化较快变量形成回归方程的趋势相近,这也解释污水排放与经济发展中还有其他形状图形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