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作爰田”析——兼及秦“制辕田”

春秋周襄王七年(前645年)晋“作爱田”,哉国间秦也“制辕田”。两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历来说法不一。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春秋战国间土地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晋“作爰田”的事迹并见于《春秋左氏传》和《国语》。《左传》载僖公十五年(即周襄王七     

《商君书》吏治思想初探

《商君书》成书时间大约在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51年)的晚年。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但其内容基本符合商鞅的思想实质,是一部以记述商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为基本内容的重要著作,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这里只是就一个侧面即吏治思想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左传》人物研究的新创获:《《左传》人物论稿》评介

何新文先生的新著《〈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论稿)》,还原了《左传》作为历史文学巨著的本来面目,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左传》的写人艺术,为新时代文学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何先生很早就致力于《左传》写人艺术的研究。上世纪8     

从《左传》中的预言看其成书年代

《左传》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占卜和预言。本文认为，《左传》的作者记载这些预言，本意是渲染预言者的高明和占卜的灵验，因此作者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些预言和占卜的实际结果。《左传》应该成书于发生这些实际结果之后，而《左传》中几个没有应验的预言，则是因为作者没有看到这些预言的实际结果。这样，便可根据书中的预言、占卜的验与不验来大致判断《左传》的成书年代。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左传》成书下限最晚在公元前392年考证

《左传》成书下限在田氏代齐即公元前386年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结合《左传》中“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考察了大量史料,认为发此预言的作者所见到的,不应当仅仅是秦处于不东征时期,更应当是就国内外情势看秦正处于将来也不能东征的衰弱时期。即作者决不能面对一个虽暂时未有东征行动、但业已强大的秦国下此等断言。而这一时期,恰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92年间秦国的形势,此时秦内有易君篡弑之乱,外与邻国作战屡屡失利,国势衰微。而自公元前391年到田齐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秦连续的顺利“东征”,又排除了《左传》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可能。因此,《左传》成书时间下限最晚只能在公元前392年了。     

不抑富商大贾 力主自由放任──《吕氏春秋》的商业观

不抑富商大贾力主自由放任《吕氏春秋》的商业观王双《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是秦相国吕不韦招集其门客编纂而成的。吕不韦（？－前２３５）战国末阳翟地区大商人，《战国策》记载为濮阳人，家累千金，当时秦国正是昭襄王当政，吕不韦以非凡的商业眼光，进行政治投...     

吴起与《左传》之关系辨正

吴起说《春秋》元年义不本《左传》,吴起不曾做过邺令,不可能是魏史官史起,吴起与《左传》成书与授受没有任何关系。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左传》乃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左传》之"非礼"窥探

《左传》一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共244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借助《左传》一书所载“非礼”之事,一方面可以了解春秋诸侯的僭越行为,从而更进一步了解“礼崩乐坏”的渐变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窥探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生活风俗。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左传》丽人谱”之文姜论

春秋早期的鲁夫人文姜在《左传》中共计出场15次之多,堪称该书用墨最多的女性人物。文姜是春秋时期闻名遐迩的美女之一,《诗经》对她的生平也多有记载。由于《史记》中对其与齐襄公兄妹乱伦的宫庭秽史言之凿凿,人们对她的评价一贯不高。但结合《春秋》、《左传》之记述,文姜不仅是一个美艳动人的女子,还是一个有着杰出才能的女性政治家和外交家,她的一系列作为为鲁国在庄公时期赢得了罕有的国际地位,其功业不可忽视。     

略论汉代政治对《左传》学废兴之影响

《左传》于西汉初年流传较广，但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后，作为儒学一支的《左传》影响反而逐渐式微，汉哀帝时刘歆始为《左传》争立，但却招致今文经师的攻击，其后今古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左传》虽于平帝与光武时两度得立学官，但旋立复废，终两汉之世未能在官方殿堂占据一席之位，究其实，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需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文笔法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左传》为例

有着深厚古文功底的蒲松龄对作为先秦古文代表作之一的《左传》涉猎颇深,因此,其《聊斋志异》中许多古文笔法即导源于《左传》。首先,以古文笔法从事小说创作,使《聊斋志异》中某些情节对《左传》多所借鉴和模仿。其次,蒲松龄还从《左传》中汲取了许多古文笔法以资其小说创作,如他以隐晦曲折的"春秋笔法"寄寓满腔"孤愤"、表情达意;他对"层叠"、虚实相生的古文笔法也多所借鉴。     

《左传》否定词"未"研究

论述了《左传》中的否定词“未”的语法功能和表义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的表义问题。“未”不是只能对过去表示否定,而是对过去以至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愿望或可能,强调动作行为的可变性;而且“未”没有“不”的含义,当“未”后跟助动词,没有动态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未”表静态否定,但仍有动态意味,表示“还不”。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