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类型

在现代政治中,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总是和国家建构关联在一起。不同的精英主体有不同的共同体想象。不同的共同体想象,即关于民族不同的认知孕育不同的民族主义。精英主张的不同民族主义影响国家建构方式的选择。本文通过梳理既有文献指出,不同的精英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主张不同的民族主义,即排他性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问题上,族群民族主义强调同一国家的成员必须具有共同的祖先;公民民族主义则强调包容,主张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集体财产。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恐慌 ——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抉择的再认识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上,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是随国民党去,就是同共产党走的历史性抉择.他们不仅要忍受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和飞涨的物价所造成的生活上的痛苦,而且还陷入到了由于连绵不绝的内战导致的精神找不到出路的烦闷以及对未来社会无法判断和把握的恐慌之中.这种苦闷与恐慌直接引发了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改变抛弃国民党,倒向共产党,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90年代后日本的右倾民族主义

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右倾民族主义表现出体系化、大众化的特征。它可以被分解为三个层面: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政治观、文化教育领域的右倾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层次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右倾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反动、和平主义思潮在冷战结束后失去了社会基础、国民的世代交替等。因此,日本的右倾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争当政治大国,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张军事实力,修改宪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     

走向"文明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休谟民族主义思想的探析

本文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为个案,来探讨后发展国家中所存在的"文明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以及这种紧张感的解决.休谟的民族主义迥乎不同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反民族主义的独特面相,它试图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解构和祛魅,来着手对先进文化的复制,用以实现"文明化".这种以发展为要务的民族主义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开放的文化心态,具有相当的历史启迪意义.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自由与权利”述评——从霍布斯到柏克

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学说,又是一种西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映像。我们可以从最为根本的古典自由主义出发,来寻找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自由主义者信仰的“自由与权利”。     

自由与法制——兼评“法制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文章围绕消极自由概念,厘清了相对于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相对于共和主义自由的消极自由以及道义自由与人身自由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尼格.西蒙自由概念的不足之处,以及他关于法律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一自然法主张的缺陷。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适——以胡适《大公报》“星期论文”言论为例

自由主义以政治自由、宪政体制等为核心价值,而民族主义则以构建独立统一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诉求,这两套价值系统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展开过程中呈现出既相互交错又互为制约的关系。1930年代的胡适,发表于《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上的政论,就充分而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两种价值的紧张,而胡适对这种紧张性的心理调适和思想融通,则更是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价值世界与心灵世界。     

自由与保守的张力:论蒙田的政治思想

蒙田的政治思想具有多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强调属于私人领域的自我、友谊和良心(思想)相对于政治世界的优先性,这使他的思想容易被解释者们向自由主义方面引申;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对习俗的尊重,要求服从既有的社会建制,从而为保守主义的解释方向打开大门。从现代独特的气质和伦理出发的第三种解释认为,蒙田描述了一种平凡生活的理想,并提供了一种更容易履行的道德,它反对暴力和残忍,主张包容人性的弱点。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共同资源。     

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观

胡秋原因参与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主张"文艺自由"而被写进现代文学史。"文艺自由"贯穿在胡秋原全部的文艺活动当中,形成于"革命文学"时期,又在1930年代与"左翼革命作家""民族主义作家"的争论中深入发展。胡秋原的"文艺自由"涉及"非革命文学"、无功利文艺、创作自由、真实批评等。他认为不能只有革命文学,要允许非革命文学存在;文艺创作是自由的,政党政治不能随意干涉;文艺既不是宣传,也不是武器,而是对现实社会真实、客观的形象表现。     

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比较谈

《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共开救亡文学之先河,是2 0世纪3 0年代抗战文学的奠基作品,但二者还是存在着疏离和冲突。《八月的乡村》以宏大叙事表现了自觉的民族意识,反映了抗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而《生死场》从女性身体经验出发观察民族兴亡,更侧重于表现女性在帝国主义和男权专制双重压迫下的艰难处境。     

丁玲: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缺失--重评四十年代初丁玲的杂文与小说

40年代初,延安一些作家相继发表了一批具有批评色彩的杂文,对此,学术界已倾向于称其为"40年代初延安杂文运动",并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这一运动终结的根源.本文以丁玲为个案对上述观点进行质疑,文中重评了丁玲40年代初的杂文与小说,并结合丁玲个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状况证明面对丁玲在"讲话"前后的转变,丁玲自身的思想背景比外力的压迫更具解释力.     

民族主义与近代欧洲的崛起

在林林总总的有关近代欧洲崛起的研究中,民族主义与欧洲崛起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似嫌不足,尤其对于在民族主义影响下近代欧洲崛起中的各种特征的研究更显单薄。本文拟就此做一些粗略的研究和分析。一有关近代欧洲崛起的学术问题往往是与西方的兴起相关联的。在西方学术界乃至中国学术界,比较传统的看法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当然主要指西欧各国开始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新的世界[1](P50),西方于是自漫长的16世纪起通过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骤然兴起[2](P80)。有意思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不论是受马克思主义…     

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交融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启蒙时期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浓烈的民族情感。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界的成就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启蒙运动盛期,德意志民族意识更加浓烈,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倾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启蒙运动进入最后的“启蒙浪漫主义”阶段,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种思潮。     

在民本与民主之间:试论王韬的民本主义思想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民本主义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韬在早期饱读经书,而后期则深受西学的熏陶。由于长期游历泰西,王韬在阐释民本主义时,常以西方的民主思想做为参照物,这使得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既能够透露出传统民本主义的影子,又可以折射出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     

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思想差异的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的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也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既有理论上客观、公正的认识和探索,又有实际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邓小平在汲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认识的突破和方法创新。为何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和历史代谢关系,应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思想背景中探求缘由。     

折衷的民主:密尔的代议制民主理论

密尔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他既是激进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大家,又是折衷主义大师和活跃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密尔的思想存在着很多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恰恰反映了19世纪西方社会固有的矛盾。密尔继承了功利主义的传统,但他反对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他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但反对社会革命。     

民族主义与当代世界——几个问题的探讨

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主要思潮之一 ,本文就民族主义的特点与功能 ,防范民族分离主义等方面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何以自处: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部分知识分子避乱南下,但也有人选择了艰苦备尝的留守.在民族大义与自身生存的双重压力下,这一留守群体在出处去就上的犹豫和徘徊、个人情感上的愤懑与自谴、交际方式上的谨慎与敏感、生存著述上的困窘与抵抗,皆呈现出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场景.作为留守者,特别是被视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似乎又遭受了比普通民众更为严格的道德评判.战后,这一群体甘于沉默的心态和不被理解的苦痛使他们对这段经历多避而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