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赋》的思想性及艺术特色

陶潜《闲情赋》约作于彭泽致仕归隐期间,是一篇神采丰盈、文情并茂的小赋。但是萧统在《陶渊明集》的题序中却说: 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萧统抑舍《闲情赋》,偏见颇甚;纠之使正,似有必要。一讽谏源于《诗》《书》,而孔子政教诗学观之初成,汉儒对其说妄加发挥,强化了讽谏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乃至郑玄把《诗》     

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问题

在现存陶渊明的诗文中,《闲情赋》是一篇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复杂的作品,引起后人颇多的争议。主编《文选》的萧统认为它蹈袭了汉赋“劝百讽一”、“卒无讽谏”的窠臼,视为陶集中的“白璧微瑕”。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甚至将它归于“丽以淫”的“词人之赋”,说它“轻薄淫亵,最误子弟”,是一篇包含“邪心”的“情赋”。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起来发难的是苏武,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闲情赋》译注析

【写作时间】《闲情赋》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陶渊明22岁。据丁洁然先生“《闲情赋》当作于《五柳先生传》以前,即21岁到28岁之间”之论（见《闲情赋》新探,载《江海学刊）1987年6期）。     

《子虚赋》、《上林赋》辨正

《天子游猎赋》是西汉司马相如的天才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天子游猎赋》几乎不为文学史研究者所知,取而代之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一般认为,是《昭明文选》把游猎赋分成《子虚》《上林》二赋,其实这个错误从魏晋之际就开始了。如潘岳《关中记》所载:“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左思的《三都赋序》说:“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晋灼于“庐橘夏熟”一段注云:“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郭璞注也割裂为二篇。萧统《文选》沿其误,题为《子虚赋》、《上林赋》,分属二卷。李善于《子虚赋》题下引《汉书》本传,也未明言这是误分之篇,非相如前作的《子虚赋》。此后,这一错误似乎成了定论,无人怀疑。《贞观政要》记载唐玄宗对房玄     

描写爱情心理的杰作——《闲情赋》

<正> 陶渊明的《闲情赋》从南梁萧统直到清末王闿运等人,看法分歧甚大;誉之者认为意本《风》《骚》,与屈赋等价;贬之者却看作狂放的色欲文学。惟鲁迅评价最确当,说这篇赋“很摩登”,“是大胆的”“胡思乱想的自白”,是“坚实而有趣的作品”(《〈题未定〉草(六)》,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的这个评论涉及许多需要论述的东西,一篇短文力不能及,本文只就该赋描写爱情心理的突出成就谈谈看法,就正于学界。鲁迅以“很摩登”三字评论它,并非率尔之语。魏晋是人性开始觉醒的大时代,文     

《魏书》校勘拾零(续)

在阅读《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过程中,我曾就该书校勘记所及范围以外的某些问题,随手作了一些札记,并整理成此文(其中前一部分已刊载于1983年第4期《山西大学学报》,二者可合看),供阅读《魏书》和该书点校工作之参考。 1、且六里于贼逾要,去此闲远。(《游明根传》,1217页) 按:“逾要”不词,《册府》卷四七二作“近要”。《通鉴》卷一四七引作“要近”。胡三省注:“要,谓海道之要;近,谓南近江淮。”此表下文所谓“若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云云,并可证此处当作“近”是。     

《闲情赋》之于"宫体诗"的影响考论

《闲情赋》对于宫体诗的影响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深刻的.其实,在鲁迅与闻一多的相关论述中,已了然有《闲情赋》对宫体诗直接影响的信息.宫体诗的出现与《闲情赋》具有同样的生态背景,《闲情赋》除了其骈俪而华美的语言形式外,在描写对象、表现内容和情调上,也都适应了宫体诗的胃口和发育.二者最为一致的地方是:追求声色美艳的感官感受,追求幽怨怅惘的悲剧情氛,追求轻艳华彩的美学效果.     

生活美的审视和构建─—论李渔《闲情偶寄》中的审美理论

《闲情偶寄》是李渔非常重要的著作。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他说自己：“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贺志以没，件造化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倩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来看．《闲情偶寄》几乎是《史记》和《聊斋志异》一类百。但事实上，这部书和后两种书是完全不同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既是秉承父业，也是在实现他自己的个人价值。儒家的“三不朽”之说决定了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不可能不把“立言”看作是“经国之…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论文同赋

苏轼称赞文同“四绝”之二即“楚辞”（赋）。本文对文同赋作了综合评析,重点论述了其为民请命之赋,表现与苏轼深情厚谊的《超然台赋》,并对文同咏物的《莲赋》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了比较研究。     

太一信仰与《大人赋》关系考论

《大人赋》与《远游》俱在追求“太一之境（神）”,以北极为皈依。但就《离骚》言之,以西极为圣地,而《东皇太一》又将“太一神”立在东方,因此《远游》与屈原作品之追求扞格不通,绝非屈原作。《大人赋》的产生正与武帝时代的信仰变革相关,符合“太一”以北斗为车舆即“斗为帝车”的运行模式,而《远游》不合,因此《大人赋》早于《远游》产生,为司马相如原创。作者为劝说武帝放弃对“太一神”的痴狂与迷信,以“北斗拱极”图式构建《大人赋》的文本结构,让“大人”按照“太一”巡天模式环游太空,逼真展示太一之境的枯寂与荒诞。然在方士鼓吹之下已然放弃人伦的汉武帝不以为忤,甚至愈加向往,于是本“欲讽”而“反劝”。《大人赋》分前后两稿,初稿是抒发自己的愤懑与抱负,表达对“太一之道”的向往;经修改献给武帝的文本转而对“太一之神”加以贬斥,结合其临终前所作之《封禅文》来看,寄寓了作者要求驱逐方士,以儒家之道治世的理想。     

《七发》——音乐赋的滥觞

《七发》是汉初著名赋家枚乘的代表之作 ,历代论者多称其为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文学样式正式确立的开山之作 ,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令人瞩目的地位也大体源于此 ,但是欲对这篇赋作更深入的研究却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七发》假设楚太子玉体不安 ,吴客特往探问 ,以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事来启发太子 ,最后要言妙道收到神奇效果 ,使楚太子“忍然汗出 ,霍然病已”。“七发”之“首发”言音乐之事 :　　客曰 :“龙门之桐 ,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 ,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 ,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 ,又澹淡之…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上的唯美追求

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中国六朝时期抒情骈体赋的代表作品。文中的精华部分“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两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唯美追求:在抒情上追求一种具有心理美学特征的审悲快感;在构思上,呈现出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以及为文意推波助澜的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