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重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两种历史决定论的比较研究

历史决定论问题，作为历史本体论得以建立的前提性问题，构成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根本分歧所在。哈贝马斯的“学习机制”决定论，在方法论上陷入了逻辑悖论，在本体论上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然而，哈贝马斯的理论对于我们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有着重大理论意义。     

马克思对评价尺度的"社会存在论"解释

马克思的哲学视界是从关注"思辨理性"或"抽象自然"回归到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的,它的本体论形态就是"社会存在论".在"社会存在论"中,设定评价尺度的内在根据获得了本体论解释,这种解释本身展示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解释的新的解路,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超越于"理性存在论"的崭新的解释模式.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对评价尺度的"社会存在论"解释是一种反历史非决定论的解释或一种尚历史决定论的解释.     

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异同

马克思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分析了交往的产生,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和变迁的历史形式,以及理想交往的本质与现实条件.但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独辟蹊径,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在众多理论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提出新的挑战.     

交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兼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都把交往作为其哲学历史观的重要理论范畴,并依据各自的交往理论,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来阐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马克思是以全球视域的交往实践观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哈贝马斯是从语言学与释义学出发所建立的交往理性观作为主要理论基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因此,应从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语境与交往理性观的当代话语的对话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本真意义.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析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哲学思想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也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最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它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价值，力图在修补其缺陷的基础上重建它，本文详尽的梳理了哈贝马斯阐释、批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重建失败的历程，彰显了哈贝马斯在继承和扬弃马克思思想方面的努力。     

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考察基点,从意识形态概念、关于对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于科学技术的本质认识三个方面系统比较了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旨在划清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界限,揭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性。     

从"现实性"范式之争看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通约的限度

"现实性"范式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争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将"现实性"与"普通经验世界的定在"相区别,从而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哲学的"现实性"概念.其内涵是,以实体的抽象形式去先行规定现实世界的丰富内容,并由此演绎出以国家的普遍目的去预设市民社会本质的先验法哲学.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因为颠倒了"本质"领域与"现实性"领域的真正关系,而他辩证法的"交互-中介"特性却又无法调和两极间的根本对立,这就造成了黑格尔"现实性"概念的本质缺陷.恩格斯虽然把握了黑格尔"现实性"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但他却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错误理解为某类线性知识发展观和自然科学式的渐进真理.实际上,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自近代笛卡尔以来的自然科学和几何学式线性认知论的真理观--圆圈式的认识论.真理的理念作为一个在历史中让精神不断自我显现的过程,构成了历史与认识之间的螺旋上升和循环.黑格尔的本体论虽然加入辩证法的否定性因素,但是其内涵依然是本质决定论,但他的知识论却以反向运动的过程来揭示本体论的能动性,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结合了自己本体论与知识论正反运动的双向进程,黑格尔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意义上的实体决定论.     

哈贝马斯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读

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在生产领域之外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形成,并强调交往、消费和象征等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鲍德里亚则设想回归到象征交换主导的原始社会,并以拟像的进程解释历史的发展。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都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重涵义,从而在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     

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比较分析

该文以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考察基点,从意识形态概念、关于对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于科学技术的本质认识三个方面,系统比较了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旨在划清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界限,揭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错误实质,在意识形态斗争日益隐蔽化的今天,对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推进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践之外没有历史--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当代辩护

历史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 ,这是学术史上聚讼已久的公案。即使在唯物史观创立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仍不免成为众矢之的 ,对它的批判、诘难与攻击亦从未间断。但事实上 ,这些批判与攻击几乎都建立在误解、偏见甚至臆想基础之上。它们不仅没有正确理解唯物史观 ,反而通过人为曲解将其退化到旧唯物主义、旧本体论的水平。拙劣地将以“实践之外没有历史”为核心原则的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丑化为宿命论、独断论。澄清误解、回击非难 ,揭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基础内涵与当代意义 ,这是本文主旨所在。     

功能解释理论的背景、宗旨和局限——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决定论的新形式

本文论述了柯亨功能解释理论的时代背景,也探讨了功能解释理论与功能主义之间的差别,阐述了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并主张把作为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命名为"三阶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吗？——从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谈起

西方舆论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经济决定论的争论,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本文从分析特里·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评价的“历史单调轮回”和“经济的幽灵”的论据出发,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在古典经济学上的分歧,历述了恩格斯、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提出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下的经济和剩余价值学说下的经济进行二分理解,从而厘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桎梏和消极影响。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关于历史规律的科学.这种理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流俗理解".而本文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因素仍然包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特征之内.     

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达尔文进化论问题

人们通常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肯定这一点的。这种情况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化和实证科学化,历史目的论、历史决定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相互纠结,陡然增加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难度。随着当前学界研究的新进展,是彻底弄清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三个代表”:唯物史观的伟大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逻辑必然,是唯物史观的伟大理论创新。这一创新主要体现在4个层面上:(1)科学揭示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突破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2)精辟阐明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3)深刻阐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拓展和升华了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理论;(4)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立党治国的伟大实践,赋予唯物史观鲜明的时代内涵。     

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历史决定论的消解

风险社会的来临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生活体验，也必将导致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现代风险社会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将与“人为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风险概念引入，可以消解历史决定论的思维定势，也可以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蕴及当代性的彰显提供全新的解释维度和现实根据。     

马克思的“历史环境”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环境"理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为东方社会提出了一条与西欧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环境"理论是"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依据;"历史环境"决定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环境理论的提出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析

詹姆斯·奥康纳从揭示劳动过程中文化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的角度出发,纠正人们在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视域下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塑造一种将文化、自然和劳动三者联系起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他并没有全面的深层次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     

唯物史观与"扩展秩序":两种文化发展理论

深受社会发展理论和历史哲学影响的文化发展理论,主要有三种形态:进化论、自由主义和唯物史观。在20世纪,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理论,一直是唯物史观文化理论的主要批评力量,他以"自由扩展秩序"作为文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否定唯物史观文化理论,以"反唯理主义"的文化姿态,批评"建构论理性主义"。在两种对立的理论背后,既可以发现它们对文化存在与发展规律的共识,也显示出文化制度设计原则的根本分歧。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命题的理论分析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前提是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除了立党为公、坚持权为民所授和为民所用之外 ,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管理社会、领导国家。改革之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史价值无疑 ,但实际上实践只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途径和方法 ,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要成为现实标准 ,还离不开已有的正确认识、理论来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并不完全周延。实践范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把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的复杂的有机联系中抽取出来而片面强调 ,在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又偏向了重实践轻理论的一面 ,这就使我们很难完整、准确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从而在实际工作中难以避免陷入不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和指导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等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性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