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风貌，高丽名流：《花潭集》诗歌艺术研究

朝鲜名士徐敬德之《花潭集》享誉海内外,其诗歌艺术卓然一家。《花潭集》里的诗歌主要有闲适诗、赠答诗、咏物诗和说理诗四类。徐敬德之《花潭集》里的诗歌艺术特色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兼收老庄自然之姿,融合释家寂然之境,凝采王维诗艺之妙,实有“自然”、“寂然”、“凝然”之“三然”特色,譬如《花潭集》里的闲适诗。二是含晋风唐貌,又携景入情,此以花潭之赠答诗为代表。三是多奇言秀句,又对仗精工,尤在咏物及说理诗上表现突出。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忧伤之歌:阮籍《咏怀》诗的另一种诠释

历来对阮籍《咏怀》许多从时事政治的角度来诠释,甚至几乎每首诗都要与魏晋间的史实一一比附。根据社会背景来分析诗歌这无疑是诠释诗歌的一种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诗歌都是现实政治,尤其是时事的直接反映。从阮籍的整体心态入手,将《咏怀》诗分别从忧思与伤心、徘徊与将何见、孤独三方面来诠释,可以看出:忧伤氛围始终贯穿《咏怀》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是《咏怀》诗的诗旨,这反映了阮籍痛苦的人生。     

简论欧阳修《诗本义》的以人情说诗

在《诗本义》中,欧阳修创造性地运用了以人情说诗的方法,通过人情、人事、物理等对诗歌特别是所谓“淫奔之辞”作出大胆而合理的解释,对传统而权威的《毛传》、《郑笺》等说法作了批驳,求得了《诗经》中一些诗歌的本义,对《诗经》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我时代”之下的外讽与内省——评魏剑美的杂文集《非常魏道》

魏剑美的《非常魏道》是他最新出版的杂文集,这部杂文集因其犀利笔锋与深邃思想受到学术界与读者好评。从内容看,《非常魏道》涉及世相百态、时局时事、传奇人生等诸多方面。从意蕴看,“外讽”与“内省”是其核心所在。“外讽”体现为作者目光敏锐犀利与文字尖刻辛辣,尤其是从社会生活现场发掘社会、文化与人性之恶;“内省”则体现在作者秉持强烈“自省”意识,既发现自身丑恶又醒悟自身卑贱。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在自己的回声里，找到了隐居的万物”——《锋刃》诗群20年片论

在民刊《锋刃》面世20年之际,回顾《锋刃》诗群诗歌创作实绩,探讨诗群、社团等诗歌团体对当代诗人个体及诗歌现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在诗艺探索方面,哑石与李龙炳表现尤为突出,哑石之诗表现为一种富有张力的和谐,而李龙炳则忠实地用他的艺术感觉维护其诗的纯净与晦涩。在意象建构方面,画家孙磊和楚子擅描绘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孙磊之诗简洁冷峻,诗歌具有了承接“一段历史”的强度与厚度;楚子则用泛滥的语词操控着血色盛宴和肉身狂欢,以恐怖之景与残酷之美冲击着神经末梢,书写着厌世的愤怒。作为《锋刃》诗群凝聚力的源泉和诗歌精神核心,吕叶、孙文、史幼波、朱杰、唐朝晖、吴德彦等诗人立足于生活,以其真挚虔敬的声音,用精神漫游者的姿态,唱出了对灵魂彼岸的颂歌。凭借在诗歌精神上的超拔高蹈及诗歌技艺方面的自觉精进,《锋刃》及其诗群已然成长为既有鲜明的理论主张,又有较为丰富创作实绩支撑的一片峰峦。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阮旨遥深——试论阮籍《咏怀诗》的风格特征

《咏怀诗》是阮籍人生追求的形象化体现。诗人通过凋零衰败意象的塑造、阴沉幽暗色彩的运用以及日暮途穷的时空描绘 ,制造了一种冷峻的气氛来表达深沉的人生忧患 ,诗歌呈现出抑郁悲凉的特征。经历着现实痛苦折磨的阮籍有着超越苦难的强烈冲动 ,通过对虚幻的神仙世界的描绘表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其诗呈现出飘逸高远的特点。在艺术方法上 ,阮籍继承《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 ,多用比喻、象征等手法 ,使其诗呈现出委婉曲折的抒情风貌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陶潜《挽歌诗》与魏晋佛教“三世之辞”

本文认为，陶潜《挽歌诗》三首，是凭籍了魏晋佛教“三世”神学想象才得以突破我国千百年来的《诗》《骚》传统，于现实人生之外另辟出一“幽冥”鬼世界来。抒写其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使之成为了千古绝唱的浪漫主义杰作。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