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一部了解西藏的百科全书──浅评《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卷)

由我国著名学者关东升主编，由丹增任西藏自治区分编辑委员会主编，拉巴平措、吉普·平措次登、高延祥担任副主编的学术巨著《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卷（以下简称《藏门珞卷》）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西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全书共152万字     

永靖孔氏家族的历史与现状

孔子家族作为"天下第一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分散在各地。其中岭南派一支自广东迁移至甘肃,并在永靖县"半个川"繁衍生息。时至今日,永靖县生活着汉、回、土等民族的孔氏子孙,其中,太极镇聚居着大量的汉族孔氏,新寺乡则集中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回族孔氏。新寺乡的回族群体。无论是在家族血缘记忆、家族文化传承方面,抑或是家族内部的互动交流方面,都呈现出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完美结合。这说明,在孔子家族后裔中,家族血缘记忆往往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宗教而存在的。     

孔子作《春秋》考

<正> 一、问题的提出早在五十年代,周予同先生就提出“孔子和六经的相关度”问题;七十年代末,在他逝世之前,又强调指出:“疑问还没有为科学研究解决以前,要做到客观地深入地估计孔子的历史功罪,恐怕也难……不仅孔子问题,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也无法彻解决的。”这些话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令人遗憾。无论从孔子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史学的角度来看,弄清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都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据史所载,孔子曾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认为自己的历史功过主要在于《春秋》,所以断言后人将据《春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     

孔子论史——《论语》夜读小札

孔子与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的相关度,属于中国史学史的一大难题。七十年前,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否定司马迁所说孔子晚年“因史记作《春秋》”,固然是用逻辑代替历史,连胡适也觉得这样的“大胆假设”未免过分,可是钱说的前提,即《论语》     

《蒙古族通史》出版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组”撰写的《蒙古族通史(上、中、下)》三卷于1991年9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94万字.是我国目前对蒙古史叙述得最为系统而详尽的一部通史.《蒙古族通史》的上限自蒙古族族源始,下限至1916年止.是一部全面叙述蒙古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专著,它揭示了蒙古族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史料来源看,除充分利用汉文、外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蒙古文史料.书中还吸收了国外研究蒙古史的最新成     

从《黎平任氏族谱》中发现的任不齐生世材料

任不齐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过去,关于其人其事,史籍多语焉不详。最近,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孔子七十二弟子图谱》 一书中,除了一幅图,上写有“任不齐,字选,楚人赠任城伯”。“任不齐,姓任名不齐,字选,一作子选,楚国人”等短短的注释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说明。查阅《中国人名大辞曲》）,亦只有“任不齐,春秋,楚,字选。孔子弟子（《尚友录》作子选,误）”的记载。史游的《急就篇》,亦仅有一句话:孔子弟子有任不齐。”近来,我们有幸从任不齐的苗裔任和琪那里,阅读到其叔任时夔先生（字克武）所纂修的《黎平任氏族谱》,发现其中有内容比较丰富的任不齐的生平事迹,现简述于后,以供研究者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六经》是中国先秦的重要书籍,是考察中国古代自两千年前到四千年前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里面包含着部分的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弃其糟粕,采其精华,是可以古为今用的。《六经》是《易》、《诗》、《书》、《礼》、《乐》,《春秋》。其内容,《易》是关于哲学方面,《书》与《春秋》是关于历史方面,《诗》与《乐》是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礼》是关于典章制度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司马迁是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历史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由于西汉距周代较近,司马迁又博学多识,其关于孔子与《六经》的记述是有其一定根据的。     

李光地著作简目

李光地著作,除收入《榕村全书》、《李文贞公全集》、《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和《安溪李文贞公解义三种》丛书外。其另种单刻本约有七种之多。一、《榕村全书》收38种、189卷,附录10种,49卷。比《李文贞公全集》多出:中庸四记1卷、春秋毁余4卷、榕村韵书5卷、榕村诗选9卷,程墨前选2卷、名文前选6卷、易义前选5卷、榕村续集7卷。集中附录有:周礼纂训21卷,李钟伦撰;文贞公年谱2卷,李清植撰;仪礼纂录2卷,     

从《左传》看孔子的政治伦理教育思想

张岱年先生在《孔子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近年来,多数哲学史家认为:《春秋》基本上是鲁国史官的手笔,《易传》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大同”学说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关于孔子言行的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和《左传》中关于孔子的记载。这样,关于孔子的资料较过去时代所承认的大大削减了。虽然如此,专从《论语》和《左传》来看,孔子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仍然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哲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公羊家隐性批判“讳”的理性审视

＂讳＂是春秋公羊学的重要理念。《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不仅是《春秋》笔法,也是《春秋》大义。＂讳＂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隐性批判,体现了孔子作《春秋》的价值命意。理性审视隐性批判＂讳＂,不仅能加深理解《春秋》尊尊、亲亲、贤贤大义,而且能加深理解公羊学派的批判精神,还能加深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真相。     

《百年儒学精华·孔孟荀编》简介

<正>《百年儒学精华·孔孟荀编》是山东省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子课题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课题。2012年7月18日,项目正式启动并召开专家论证会。该项目由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徐庆文教授主持,共有来自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等多家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二十余位研究人员,历时八年完成。全书分总目、孔子、孟子、荀子四卷,共20册,计1100余万字。其中,《总目卷》3册,以条目的形式收录自1900年至2000年中国大陆报刊所发表的儒学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南卷》出版

<正>《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实施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由袁行霈、陈进玉担任主编。全书共36卷,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各有1卷。其中的《河南卷》由郭庚茂担任组委会主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组织实施,朱绍侯教授任主编。各卷均上起于远古时代,下迄于1911年辛亥革命,分为《绪论》和上、下两编。上编纵向描述当地文化的发展史,下编重点描述当地文化的特点和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汉文版)近日问世

由新疆著名哈萨克族学者、研究员、新疆史学会会长、自治区优秀专家贾合甫·米尔扎汗著,夏里甫罕·阿布达里译的《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一书的汉文版近日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无疑是新疆史学界、文化界的一件喜事。 《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一书共分十六章,前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贾那布尔特为本书写的序言,全书约 ２８万字。内容涉及到：哈萨克族族名的来源;与哈萨克族形成有关的古代各个部族的状况;哈萨克族的最后形成;哈萨克族与相邻民族特别是１８世纪以后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哈萨克族历史上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     

略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无论愿意与否,只要谈到中国的文化史,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是孔子。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比得上孔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历史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孔子简直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作为中国文化的巨擘,世界文化的名人,孔子大概也是西方人了解最多和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曾多次入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列,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