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官制改革与清末政局

丙午官制改革与清末政局袁亚忠１９０６年（农历丙午）９月１日，清政府发布“仿行宪政”上谕，明确宣示预各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以此为标志，清王朝最后一次政治改革──筹备立宪正式开始。接着，清政府又颁布改革官制谕，并成立官制编制馆，作为编纂官制的专门机构。...     

中华民国时期东北职官概述（上）

清末东北地方官制改革的历史背景，赋予东北有别于内地行省制度的新的行省官制体系。中华民国时期，东北实行了与内地整齐划一的地方官制。后来，由于奉系军阀以“保境安民”为由宣布自治，因此给东北职官制度蒙上了一层特殊的地方色彩。更由于东省铁路问题，东北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上极具特点的东省特别区及其官制。     

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外官制改革的实施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七日清廷谕令进行外省官制改革。清廷此举一方面是为宪政改革做准备;另一方面是藉改革以改变太平天国以降所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体系,因此,官制改革过程中充斥着朝廷与督抚间的权利博弈。研究外省官制的实施情况,不但可以观察晚清地方权力体系的运行状况,而且可以体味清末预备立宪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丙午年外官官制改革讨议——侧重各督抚视角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上谕，标志着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正式开启。在对中央官制进行一番调整后，编制馆亦草拟了一个颇具西方宪政色彩的外官官制改革草案。在征询地方督抚意见时，意见纷纭，编制馆不得不对原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宪政色彩明显消褪，并在拖延一段时间后，宣布先在东三省试行。外官官制改革再次落入传统吏治因循敷衍的怪圈，清廷立宪改革的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

清末官制改革是在来自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中国社会矛盾十分突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这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变化之一 ,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 ,此次改革带有很多局限性 ,其经验教训十分深刻。     

论清末行政裁判院筹设之争

清末围绕官制改革中行政裁判院的筹设，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主张设行政裁判院，改组都察院；一是保留都察院，无需再设行政裁判院；还有一种观点，既增设行政裁判院，又保留都察院，此观点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最终促成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草案，即《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的形成。但由于清末专制集权的特定环境，决定了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产生的零可能性。     

清末官制改革与丞参兴废

丞参设置起源于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促进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光绪三十一年，清朝出现关于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讨论。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设置丞参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丙午官制改革，清廷决议在各部普遍设置丞参。相比于日本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清季仿照日本实行新内阁官制，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被认为缺乏效率，被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取代。清朝试图裁撤各部丞参，只是因丞参的出路问题以及部分部院的抵制而未能彻底实现。丞参兴废对于清末部院官制与内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丞参设置与清末官制改革

各部丞参是清末新政时新设官职。它始于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的设立,随后在新设的商部、巡警部、学部中得到推广,最终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官制改革”中得到确认,在各部普遍设立。丞参的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从功能上来说,丞参的设置是完善部制的要求,符合了行政近代化的潮流。但是,由于在丞参选任中存在贪污受贿、裙带关系、派系汲引等种种严重的腐败行为,丞参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加上新内官制改革的推进,丞参陷入激烈的存废之争。不过,民国初年颁布的《各部官制通则》依然保留丞参之职（总务厅）,这表明了丞参之设的近代化意义。     

清末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原因考述

清末商部设立后,不仅与传统六部矛盾重重,而且与新设的外务部也不能很好地处理关系,一时在职权运作上陷入窘境,这与商部创设时的保商恤商宗旨相悖。于是舆论开始呼吁改革商部,而清廷因找不到合适解决的办法,一拖再拖。后来,由于实施宪政,进行中央官制改革,商部的改组顺理成章,把工部并入其中,正名为农工商部。     

速成新政与清朝覆亡

清末新政后期,移植域外政制形式,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的先导。改革启动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亦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道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对此,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未予重视,甚少采取相应对策及时调整以纠偏救弊,导致内外矛盾激化,救命丹反而成了催命符。社会改革不仅有基础、条件之别,程序、举措、时限与进程也直接制约着变革的进度与成效,而且往往交互牵涉影响。如此,则清季改制进程的种种教训与警示,值得后世反省深思。     

论晚清新政治机构的创设

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前，清政府新政治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已被打破：戊戌变法时期增设的新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及法规，对封建传统势力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清末官制改革中设置的新机构，使清王朝的国体与政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可以看作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     

从论政到变政——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析论

戊戌变法以变官制开始,又以变官制失败而告终,所以与其说是变法,还不如说是行政改革.这场改革由康有为倡言设计、光绪帝付诸实践,不仅在精简国家机构、变革人事制度、修订行政法规等除旧方面有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而且在新式行政机构设置、简化行政手续等布新方面也有别开生面的具体办法,可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改革.然而,改革是外力催逼的结果,急迫、张皇而失去了从容,最终以悲剧性结局收场.透视这场超前、激进的改革,则不能不引起反思,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教训.如今行政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探讨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变革中国政治的理论支柱之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依据孟德斯鸠学说构建的新“政体”,是从改革清朝的官制作突破口的.地认为改变政体,也就是“变官制”与“正定官制”为同义语.他说:“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因此,变官制为变法之本,是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     

清季府厅州县改制

府厅州县改制是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各地进展参差,且不乏敷衍塞责,但与新政前比较,仍有不容置疑的变化:不少地区增加了佐治官,在倡导学堂教育、推动实业发展、普及巡警与加强治安方面均有所作为。为数不少的州县相继成立了议事会、董事会,对宪政知识的传播普及起到积极作用,移风易俗方面亦有成绩可观。清季官治与自治并举,一定程度上使府厅州县的绅权得到扩张、民权初步启蒙,为清季民初的政治活跃创造了条件。     

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

清末官制改革牵动整个政体变制,然而,行政范围大幅度扩张、经费猛增而财政困窘、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造成新政与仿行宪政事务捉襟见肘,清廷因此要求各省督抚议复行政经费,旨在通过清理财政和试行预决算分摊财政负担,加速预备立宪进程.由于当政者未能审时度势.对督抚们若干重要建议和警示未予以重视,对舆论的提醒亦未采纳,一味通过简单削减预算的办法试图平衡赤字,导致财政与行政相互制约、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矛盾日益激化.救亡变为速亡,教训深刻.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官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力图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礻几)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