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拟货币到虚拟经济:通货紧缩成因探析

将通货紧缩成因之源从货币推导到虚拟经济,是本文的新颖之处。文章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沿着马克思研究货币产生的路径分析了货币在不同背景下内在矛盾演化的进程及其与通货紧缩的关系,把是否创造剩余价值作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水岭,推导出随着货币虚拟化和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升,必将加深实体经济部门从而加深整体经济的通货紧缩的必然趋势。     

对大庆市经济结构转型信贷政策选择的思考

通过对我市原油开采及老工业基地项目建设情况的调查,揭示了大庆市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如经济结构性矛盾,现代观念与“资源文化”碰撞的文化性矛盾,大规模人员下岗失业与再就业的矛盾,并对大庆市经济结构转型信贷政策选择进行了分析。     

论经济转型的成本

经济转型的成本可分为调整成本和延误成本,调整成本减去延误成本为净转型成本。经济转型的时机选择决定净转型成本的大小,转型开始越迟,总转型成本越大。我们应该理清转型的各种成本,尽可能地降低总成本。     

美国经济调整趋向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美国经济失衡表现为美国经济中私人储蓄、公共财政和对外贸易“三大”赤字并存；直接原因是美国国内长期利率偏低且保持相对稳定而短期利率不断提升、资产价格上涨造成资产升值预期以及美元持续升值；美国经济失衡具有短期稳定性，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失衡调整不可避免。面对美国经济失衡调整，中国的应对方略包括：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通过提高外汇资产使用效率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压力；调整外资政策，转变投资主体结构与投资的产业结构；确立以内部经济均衡为首要目标，实现从“生产大国-市场小国-金融小国”向“生产大国-市场大国-金融大国”的转变。     

香港经济转型:结构演变及发展前景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十年来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并且剖析了在CEPA协议签署后,香港与中国内地区域化的结构转变效应,以及效应不高的原因。针对香港面临的结构转型挑战,提出了整合现有优势和创建竞争优势的两条路径,以及相应的对策。     

通货紧缩中的中国经济——货币紧缩政策对CPI无效却重创经济

因供给者减少与成本上升等原因,以果蔬为代表的食品价格的较快上升是转型时期的普遍现象,由于其占CPI的比重太大,而居民消费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又太低,因此CPI不能作为反映我国价格水平与经济整体状况的指标。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PPI是一个更为客观的指标。PPI持续负增长,反映我国处于一种罕见的成本推进与需求萎缩相互作用且后者力量大于前者的通货紧缩状态。以需求调节为主的总量性货币政策对由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性通货膨胀性质的CPI的调节是完全无效的,对经济的损害却是巨大的。"调结构、促转型"需要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福利追求与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为例

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人性动态演化特征的经济行为决定模型,说明社会经济转型目标是阶段性的.须根据追求福利过程中需要的演化路径,不断调整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环境改造目标和制度结构改革目标.通过选择与人性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制度结构,才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回顾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转型新问题认为,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方可完成当前三重转型的经济转型任务.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型就不断冲击着世人的视野.自1978年至200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状态.中外学术界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及其动力持不同看法.基于此,在对转型期(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剖析,并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性地分为四个层次:1.最直接作用层(资本K和劳动力L);2.二元经济结构变迁层;3.经济制度变迁层;4.社会文化底蕴层.并在1978-1991年和1992-2002年两个阶段分别对前三层进行回归分析,寻找在转型期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经济转型: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

本文论证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乃至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有这一切,既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反映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这也许正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所取得的一条最为成功的经验。     

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制度成因与相关政策选择

现代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变动与制度结构的大调整。造成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我国过去实施的非均衡渐进性体制改革模式所产生的制度创新不对称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不互补是其深层制度成因,为此必须在21世纪初实行均衡体制改革模式,努力做到制度创新中的对称与制度互补,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体制障碍,从而促使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转换。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政策回顾

本文分析了 1 997以来所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效果 ,一方面使得通货紧缩向经济复苏转化 ;另一方面 ,由于工资收入分配等政策扩大了城乡差距 ,加之原油价格上涨外部因素的冲击 ,使得货币政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     

经济转型中的广东省区域经济差距:变动趋势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报告了作者前期研究中指出的 1 990年代广东省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 ,继而详细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缓解广东省内日益扩大的区域差距的基本思路 ,涉及政策原则、实施途径、产业策略和空间策略等方面。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缩小广东省区域经济差距的区域政策建议 ,包括区域性优惠政策的空间转移、公共投资倾斜、鼓励区域经济协作、改革户籍制度、移民就业与移业就民并举等政策措施。     

扩张性经济政策效应及其选择调整

从实践的结果来看 ,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实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但我们必须看到 ,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总量上的 ,而是结构上的 ,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因此 ,在下一步的宏观政策选择中 ,应该调整原来的政策取向 ,逐步引入改善供给的政策 ,从供求两个方面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     

环境约束与政策选择:中国经济新走向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之年。由于国际经济再平衡前景扑朔迷离,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困难主要来自国际经济动荡加剧与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国内外多种经济矛盾交集所引致的经济政策两难抉择。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自主性趋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增强,十二五时期中国有能力有必要主要依据自身条件与发展要求,通过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体制改革与政策调适,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改善民生、保持物价平稳与经济较快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带动,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而走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与和谐发展之路。     

经济转型期的知识经济与资本经济

资本经济已从成熟走向衰落 ,知识要素逐步显示出其核心生产要素特征 ,现实经济正处于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 ,要努力提高知识经济对现实经济的贡献水平 ,有效地分配资源 ,从而真正实现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     

城市经济崛起与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人口的加速集聚,必然会催生和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日益凸显。因此,培育和发展城市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培育和发展城市经济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关系。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在金融危机下浙江如何发挥原来的比较优势和加强竞争优势,离不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结构模式的优化。笔者认为政府应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政府调控为补充的混合调控模式,结合产业发展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制定出浙江近、中、长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政策,以实现人力资本的结构改善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选择行为方式。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理性选择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但是 ,理性选择必须通过感性选择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应当探索两者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机制 ,实现理性选择的感性化和感性选择的理性化。     

经济转型后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模式

中国的改革模式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宗旨的经济转型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后期,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是一种处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初级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第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又要注重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市场机制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第三,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改革与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