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彦《喜剧》的精神文化内涵

陈彦长篇小说《喜剧》立足于贺氏父子两代人不同的艺术人生之路展开叙述,对消费时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命运以及个体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探寻。围绕两代人对喜剧艺术的不同体认,小说表达了对喜剧艺术本质的思考及对当代审美庸俗化现象的批判。小说中一系列悲喜交织的人物命运,展现了作家对艺术与人生的辩证思考以及人性复杂性的审视。在美学风格层面,《喜剧》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细节的真实与对小人物的关注是其两个面向,对小人物人性光芒的书写既体现了传统戏剧精神对陈彦小说价值取向的影响,也彰显出作家对民族恒常价值的守护。     

玛·德拉布尔《七姐妹》的性别叙事策略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长篇小说《七姐妹》以巧妙的性别叙事策略探索了女性文学自我突破的可能性,这对中国当代女性书写具有借鉴意义。作家聚焦于老年女性的生活境遇与精神挣扎,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作家又精心安排了七姐妹的意大利之旅与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互文关系,不仅通过当代人物与远古英雄的呼应传递出历史的厚重感,更以独特的女性旅行书写凸显了女性生存与她们在现实中的文化渴望的意义;运用复杂多变的叙述视角,作家将七姐妹的旅行表现为与埃涅阿斯的漂泊具有同样意义的告别失败、掌握命运与凤凰涅槃的旅程。     

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

沂蒙文化融合了传统的齐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化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革命文化,成为当代地域文化的一个独特存在,也是沂蒙文学繁荣的重要精神资源库。沂蒙作家群的创作形成了思想意蕴的多倾向性共存,凝重的农民情结以及精神上与沂蒙文化的同构关系。从文学的视角考察沂蒙文化,既是对革命老区精神资源的探询,也是对文学书写民族心灵图景的叩问。     

女性与民歌：叶梅小说的二元文化符码

少数民族女作家中,叶梅对土家族女性的观察与书写甚为独特。她将女性性格命运置设于民族文化中,通过吟唱各种歌谣予以诠释。女性与民歌构成人物与民俗书写的二元文化符号,经过创造性编码,以歌谣彰显个性,又以个性丰富歌谣,让人物命运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产生别具一格的审美韵味。作家对土家族文化的熟稔、关照与热切传承之心可见一斑,其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关注。     

家国情怀、女性成长与地域文化——梁凤仪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评析

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在家国情怀、女性成长、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小说以宏阔的历史为骨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合起来展开叙事,发掘和展示了当代香港人个体文化精神品格和浓郁的家国情怀。小说中对于女性的书写,展现了作者对当代女性的成长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既肯定了女性独立自强的现代精神,也容纳了部分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岭南地域文化的书写,不仅承担了推动小说叙事发展和勾勒叙事空间位移的功能,也在文化审美上使作品更富有地域特色,体现了作者对地域乡土的眷恋与依赖。     

成长主题与农村题材的独特书写--解读周思《遥远的家》

在以都市爱情为主的快餐文化消费时代 ,《遥》的主题和题材显得严肃却清新 ,它以当代中国最大也最需要关注的农民群体为审视对象 ,对社会巨变中农民生存处境与农村子弟追求梦想的历程进行了独到的书写。本文试图从叙事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的刻画、诗意境界的营造三个方面对其主题与题材进行分析     

启示与思考——由陕西三位作家的创作所引发的

从地域生态文化视域,并放在当代中国文学整体,对陕西作家的创作进行审视来看,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标志的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他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要深植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故土的地域文化;始终关注现实,坚守平民立场与情怀;坚守艺术精神和纯艺术的道路;对于人文立场与良知的坚守。     

地方知识与精神空间的开拓——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地名书写

地名书写是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蕴含了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宗教图腾、民族语属等地方性知识。从历时性角度看,地名作为书写意象是由新疆诗歌散文的传统表现内容、艺术风格所决定,是作家主体经验的地方性知识。从共时性角度,即从艺术审美接受方面看,读者的需求、市场的选择、文化定位等因素给地名书写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地名书写深化为浓厚地域色彩的精神空间书写。因此,作家的地名书写跟随地域文化的发展一同经历撕裂、重合、再构的社会化过程,也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空间的建构作出贡献。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论阿蕾小说创作风格特征

当代彝族女性作家阿蕾以其细腻的笔法,倾力表现农村彝族妇女的喜怒哀乐,揭示彝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命运,反思彝族传统的文化悲剧。她的小说语言风格独特,叙事结构多元,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浓郁,为彝汉双语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     

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吕翼中篇小说创作论

吕翼中篇小说成就显著,表现为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以精准扶贫为重心展开的对彝族当代命运的民族志叙述,构成了吕翼中篇小说的重要叙事维度。而对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彝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及对彝族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展示,体现出吕翼中篇小说民族志叙述疆域的拓展。吕翼中篇小说同时以彝、汉关系与抗日战争为背景,积极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贡献。     

论当代湘西作家群文化阐释视阈的现代性选择

在文学"现代"语境中,湘西作家群坚守本土文化阐释身份,以鲜明的民族性建构起当代中国区域文化之间、中西之间文化的对话平台.在文化阐释的选择上,从本土走向历史理性;在艺术与审美表达上,采取了现代甚至后现代艺术的某些形式与方式.坚韧耕耘,揭示和探寻生命的庄严和价值,发掘人性的美质,深度思考人性的健康发展和包含苗、土家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华夏民族文化建设的关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积极的启示,这是湘西作家群民间立场、本土书写的意义所在,这也是当代湘西作家群文化阐释视阈的现代性的一种选择.     

《垂死的肉身》中性爱书写的伦理拷问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性问题是备受读者和批评界争议的话题。但这种性爱书写折射出当代美国社会性伦理观的嬗变和罗斯本人的性伦理观。本文以《垂死的肉身》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罗斯小说中的性爱书写是美国当代社会历史在文学文本中的反映,也是对传统犹太性伦理观念的一种反叛和张扬。小说中的性事书写作为推动小说情节演进的助推器,融入了罗斯对性爱伦理的拷问,体现出他对生命个体的理性与情感的关注。     

文心共戎装一色--李存葆"文化大散文"的绿色主题

当代军旅作家李存葆的"文化大散文"主要是围绕绿色主题而创作的。李存葆以文化为立足点,以人类生态学的视角深切关注我国及全球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人性生态,针砭时弊,为人类寻求克服困境以自救的绿色道路。他是一个拥有绿色文心———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类关怀"、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的终极关怀的作家。     

《李双双小传》和《玉米》中女性命运的比较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毕飞宇的《玉米》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当中。两者均以女性人生为主要言说对象。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表现了两位作家对现实的某种关注。前者反映了大跃进时期在“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农村劳动妇女的新貌,后者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对中国女性命运进行历史的反思。尽管他们都站在男性性别立场,但在不同审美观、女性观的规约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论贺享雍的长篇乡土小说

贺享雍．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当代四川乡土小说作家。他扎根乡土、坚守乡土,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当代农村发展变革和农民生存状态的乡土小说。本文试从山水咏叹调、农村变革的歌赞与审视、人性之“神”与人性之“魔”这三含方面来解读贺享雍的长篇乡土小说书写。     

鲁迅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形象

鲁迅和赛珍珠是对中国农民心怀大爱的作家。在关注农民的政治态度、宗教意识、家族观念、现实苦难以及农村妇女所遭受的悲剧命运方面,他们的视角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二人在切入文学的机缘、观察社会的视角、关注现实的焦点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的农村题材小说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大师,注重深度再现社会落后的病根,揭示国民的劣根性;而赛珍珠作为对中国农民心怀挚爱的西方作家,则在细致再现他们丰沛的内心世界、坚毅的品质和独立自持的精神方面用心着力。     

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读后

描写农村,描写农民,关注着千百万农民的命运、发掘和认识农民中伟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深厚蕴藉,探索他们精神世界中的光华和阴影,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宝贵的传统之一。远的且不说,即从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眼帘里,始终映照着旧中国农民的贫困和悲苦,他们的胸怀,始终激荡着对旧中国农民不幸遭际的悲悯、同情和愤懑的感情,在他们现实主义的艺术画幅中,描绘了各式各样的栩栩如生的旧中国农民的形象。而当我们革命的重心转向了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我们革命的中心问题时,我们文学就更加高度自觉地去探索和认识农民是革命的最深厚力量的源泉,去描绘他们“对于压迫他们     

失落文化,两种歌吟——哈代与路遥乡土小说思想基调之比较

哈代和路遥是中西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同处乡土文化被工业文明侵蚀的社会变迁时期,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威塞克斯和陕北黄土地. 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两位作家在思想基调上表现出各自的特性. 哈代小说深受古希腊悲剧宿命论的影响,他笔下的农民面对变化无所适从,听凭命运的摆布和捉弄,通常陷入毁灭的结局. 路遥小说中的农民则对儒家思想做出了现代性的诠释,他们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勇于摸索拼搏,不畏坎坷多舛的命运,始终力求掌控自己的人生. 哈代和路遥为生存逆境中的农民描绘出一幅社会全景图,尽管基调不同,但均关切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思索探寻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映射出当代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迷茫和困境.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