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藍起义一些问题的探讨——兼与李祖桓、王文才二位先生商榷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光明日报”“史学”第五号上,刊登了邹知白先生”李永和、藍朝鼎起义始末”一文后,史学界对于李藍起义,开展了討論。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統治者对于革命文献的摧殘,有关这一問题的史料,非常缺乏,仅能依据官書方志的記載,进行探索。目前关于藍部和太平軍的关系,大順、二順的名称及其牺牲地点等問題,还聚訟紛紜,这里想提出自己一点淺見,恳請史学界的前辈多加指正。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五〕

“中东战紀本末”与“文学兴国策”这兩种东西都于中日甲午战爭以后、庚子义和团反帝事起之前的五年間,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們在介紹“西学”“西政”之中,細致地宣傳了殖民思想。当时“礼部奏議,乡会試第三場兼間时务,……学政經古場,准令兼試时务策論,考选优生”。这几部書是广学会“取会中尤切于近事、尤裨于华事、尤助于試事”(“中东战紀本末初編”“广学会記:附考試时务揣摩各新書紀要”第二頁)时务新書的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士子”中流行很广。它們都是美国傳教士林乐知著譯,而由蔡尔康笔述,都在万国公报分期发表过。梁启超的“西学書目表”及蔡元培叙的“东西学書录”均經介紹为应讀之書;其中的文章也有一     

略評“史汉选讀”

王鄰苏先生的“史漢选讀”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計选錄史記十二篇,漢書五篇科吮容^詳尽的注釋,并有逐段的“說明”和全篇的“題解”。王先生这种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爱讀我國古代的傳記文学者,当有参考的阶值”(见本書內容提要)。关于該書的“說明”“題解”本文暫不論列,僅对注釋部分提出些膚淺而不成熟的意見,向王先生請教,并和大家討論。首先就注釋的体例說,令人感到蕪雜: 一、就使用語言說,一条文言,一条語体,甚     

老子的思想

一老子的身世二十年前关于老子的身世和“老子”这部书曾經有过热烈的爭辯。老子的籍貫和年代有問題;“老子”是一部什么时候的書有問題;老子究竟是誰也有問題。爭辯是有收获的,我們明确了許多問題,虽然不能說大家沒有分歧的意見了,究竟减少了分歧。問題所以复杂,部分由于“史記”老子本傳的离奇,部分由于“老子”一書的內容有問題。关于老子的籍貫,“史記”本身就有不同的說法,今傳流行的“史記”本文是: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高亨先生的“史記老子傅箋証”說: 孔穎达礼記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老聃,陈国苦县賴乡曲仁里人也。”……是史記一書,     

释鬼薪与顧山

我国古代有一种罪隸名叫鬼薪,在“史記”,“漢書”,“漢旧仪”、“风俗通”等書和現代出土的漢簡及漢墓磚文中就有關于这种刑徒的記述。考証鬼薪的原始意义,有助于对古代刑獄制度和奴隸劳动的研究。鬼薪本为秦代罪隸名。“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嫪毒作乱,結果失敗,秦廷“尽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殉,灭     

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

《文物》1961年11期刊登了馮汉驥先生写的《关于“楚公(?)戈”的真伪并略論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一文。該文除对于于省吾、姚孝遂两先生写的《“楚公(?)戈”辨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外,討論了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主要探討了“蜀戈”的型式,并进而确定了它們的年代。     

二十世紀初年中国知識界的帝国主义观和民族主义观

一 中国人通过汉文接触到“帝国主义”这个名詞,始于十九世紀末叶。1895年,“出洋学生編輯所”譯日本浮田和民著《帝国主义》出版。这是一本为侵略張目的書。大意說:帝国主义有二种类型,一种是以政府和軍事为主体的“侵略的膨脹”,一种是以人民和經济为主体的“自然的膨脹”,当代的帝国主义專属于后者;至于“自然的膨脹”     

論“官場现形記”的思想性

李伯无所作“官場現形記”一書共五編六十囘。魯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列为晚清谴责小说的第一部代表作,可见此书对当时社会所起的深刻影响。但是小说史家,对这部小说的評价未尽相同,如阿英同志就曾眨低了这部小说的意义。他企图以李伯元的另一代表作“文明小史”来代替“官場現形記”,进而把“官场現形記”从反映晚清社会观的代表作中排挤出去。这个不恰当的評价,就是由于他对該书的思想性及其意义沒有进行很好分析的緣故。为此,本文試图对該书的思想性加以較全面的探討,希望同志們提出批評。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二〕

中國教会新报“中國教会新报”創刊于1868年9月5日,周刊;逢陰曆年終年初停刊兩次,每年出五十期,由上海八仙桥东林華書院刊發,用毛太紙照官板書式(按:为25开本)大小,每次計四張,印八面,約大小字六七千字,做成一書,在內刻一聖經圖画……既紀錄外國教会中事,也講論各科学問以及生意買賣諸色正經事情(第一期第四頁)。第二期起,并列登各洋行廣告(这些廣告就是中國近代經济史的資料),封面目錄且加譯英文,并介紹一点物理、化学的常識,也記載一些新聞以適应英美商人和致外人士的需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     

关于老子的政治思想

一九五四年七、八月間,光明日报“哲学”專刊发表了任繼愈先生一篇关于老子思想的文章。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的譯作“老子今譯”,这篇文章也作为附录之一收在書后。这篇文章对老子学說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它的阶級本質,以及老子書中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作了探討,其中包含了一些正确的論断,但也有不少問题很值得商酌。本文打算就老子的政治思想和老子学說的阶級本質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討論老子的学說,有一个困难問题存在。“老子”書不成于老子之手,这在今天差下多已成公論。一般認为里面保存了老子的学說,但也(?)入了后世人的思想。究竟現在的“老子”書里面哪些話是老子的     

略論太平天国的田賦制度

太平天国的田赋大体上沿襲清制,已可肯定,但稅率較低,稅法較优。我在拙作“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中曾提出这个問題,不过当时所見資料較少,論証不足。玆再略論之。先將所見太平天国公据和清人記載所記的太平天国田赋赋额制表如下:     

“名书水上”辨

一九七九年春出版的一本关于新文学史料的丛刊,载有林林同志一文,文中引用了郭沫若同志描写诗人命运的七律一首。其五、六两句云:“意入天边云树远,名书水上月华迟。”并有注云:“英国诗人济慈     

漫谈《马氏文通》

《馬氏文通》是1898年(清光緒24年,戊戌年)出版的,今年(編者按:指1958年)是它的出版60周年。著者馬氏,名叫建忠,字叫眉叔,江苏丹徒人。他的生卒是1845年-1900年。关于他的生年无問題,他自己也曾經在他著的《适可斋記言記行》的“自記”也就是自序中談起过。关于他的卒年,說法不一:有《馬氏文通校注》等書說他死在1899年,也有《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資料簡編》等書說他死在1900年。我們曾經将这問題请問熟悉馬氏     

就《阿Q正傳》的几个主要問題和馮文炳教授商榷

馮文炳敎授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的論文“阿Q正傳”,对鲁迅写作《阿Q正傳》的思想情况、阿Q的典型性等問題的論述,很值得商確。这里想就这几个問題提出个人的看法,就商于馮文炳敎授。     

論“魯迅日記”的思想藝術价值

魯迅先生一生劳作的成果是異常巨大的。單就二十卷本“全集”所收的著作与翻譯而論,即將近六百万字。此外,他的書簡、日記,以及“全集补遺”和“续编”中所收錄的佚文散稿等,合在一起分量也相当可观;而在这里面,“日记”一项更占有很大的比重。早在南京求学前后,魯迅就已經开始寫日記了。周遐寿在“旧日記里的魯迅”一文中曾经提到,“戛劍生雜记”四则,就是他从魯迅的“戊戌日录”(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冰)中抄下來的。戊戌是1898年,魯迅正是这一年五月间到南京去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周遐寿还引錄了他自己的壬寅(1902年)正月的一条日記: 十四日:晴。下午兀坐,檢大哥旧日記視之,内記有小姑母諱忌,特錄之:……这也足以証明,早在1902年以前,魯迅就开始了日記的寫作。可惜的是,这些日记现在都已經找不到     

對三種近代世界史譯本的校誤與意見

到目前為止,各大學講授自英国资產階級革命至十八十九兩世紀技術舆自然科学的發展一段世界史時,多以王易今譯‘近代世界史’、田光译‘近代世界史’上册和陳山譯‘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作参考书,中学教師在教學時也大多用这些书作为参考。然而許多人摸不清这幾本書的異同之點以及有那些不妥當的地方,往往造成一些混亂的印象,願就對讀的結果加以比较和介紹。     

李开先和他的“林冲宝劍記”

(一) 明代李开先,是个著名的戲曲家。有人称他为“词壇之飛将,曲部之美才”。然而“明史”記載他的事迹,只有寥寥三十余字。“章邱縣志”中的小傳,也是非常簡略的。开先的“閑居集”和“揭要集”,是研究他的生平的重要资料,却又很难見到。他的戏曲作品,大約有“宝剑記”、“登壇記”、“断髮记”和“一笑散”。至于“梧桐雨”一种,尚不能確定。这些作品,最容易見到的,僅有“圆林午夢”(附文秀堂本“西廂记”后,暖紅室本大同小異)。“断髮記”,据说日本藏有明万曆刊本。“宝劍記”,很久以來,只流傳“夜奔”一折(見“纳書楹曲谱”),最近“古本殿曲叢刊”影印了原刊本,才使我們看到了它的全貌。其他数种,目前还没听到说有傳本。     

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早设立的三家银行考

帝国主义在我国設立的第一家外商銀行究竟是什么牌号,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根据許多書上的記載。有的說是东方銀公司,一說是远东銀行,还有的說是东方銀行,而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牟安世著的“洋务运动”一書里,說成是东亚銀行。但据我的考証,这第一家在中国境內开設的外商銀行的牌号应該是丽如銀行;上述的东亞、东方和远东各种名称,实际上都是从英文行名“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意譯而来的。 認为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所根据的资料,是1850年以来的“北华捷报”。但这是一份英文报紙,里面并无中文,因此所謂东方銀行云者,仍旧是从英文行名意譯而来。我們知道,在中国的一般外商企业,均各有一个中国行名,甚至把它作为商誉,在资产鱼債表里占着相当地位。所以,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似并不能从“北华捷报”上得到証实。所肯定的資料,系根据当时官文書的記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頁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頁71),又見之于私人的著述(徐润——“徐愚齋自叙年譜”);而另一可靠的证据則是“申报”。例如1884年5月21日申报載有丽如銀行倒閉和新丽如銀行重开消息,其間并无提到东方銀行或新东方銀行。关于这第一家外商銀行设立的年月,傳說也是不一。徐潤說它创立于1849年(“徐愚齋自叙年谱”);伪上海市通志館認为是1848年设立(该館期刊第二年第547頁);牟安世亦主此說(“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