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暹罗吞武里王朝与清朝及缅甸的关系

１８世纪后半期，在清朝对外关系中与东南亚的暹罗、缅甸的关系成为此时的重大事件。暹罗吞武里王朝与中国的关系，历经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是在郑信的不懈努力下，遣使“进贡”事件的顺利解决，使两国恢复了传统的历史友好关系。中缅战争的结果制止了缅甸对中国的侵扰，国王孟云在位期间双方关系正常化，从而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782～1852年的中泰交往

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主动靠拢清朝,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782～1852年间,共35次遣使访华,大大超过了“三年一贡”应派遣的次数。究其原因,除了在政治上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加自己对缅甸的抗衡力量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应从经济上去寻找。当时,对外贸易是暹罗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正是暹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国。这是问题的关键。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对“朝贡”关系的全面理解。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贡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中朝与中琉朝贡制度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为数众多的朝贡国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在典型朝贡国中,朝鲜、越南、琉球各有特色,他们在宏观上,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在微观方面,如朝贡礼仪、朝贡时间、朝贡规模、贡期贡道等方面则有一定的差异.将中朝与中琉朝贡关系加以比较,分析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点,可总结出对朝贡制度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清前期西南少数民族越境务工述论

中国与越南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国形成了诸多习惯条例。清朝入关至乾隆末年,在云南、广西等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作为朝贡体制下宗主国的清朝理论上对双方边民管理均拥有处置权,所以,清朝也是越南边民的"管理者",但清朝充分尊重越南地方政权意见,对入境的越南边民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并未严格执行相应管制。清朝对中越边民的跨境管政策核心是保障中越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了朝贡体制下"和平主义性质"。     

清对朝鲜“蠲弊”问题管窥——以《同文汇考》为中心

朝鲜进献贡物和清敕使问题是清与朝鲜朝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朝对此两项实行“蠲弊”,反映出各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其目的和效果各有差异,因此“蠲弊”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国关系顺和这一点上.     

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其政治性、军事性 ,尤以韩中朝贡关系为甚 ;二是随着市舶贸易的发展 ,统治者不断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 ,朝贡贸易遂经历了由盛入衰的转变。与此同时 ,宋代的朝贡制度亦有所发展变化。     

清朝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本文引用大量史料,对清朝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其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清代土司制度的逐步式微的历史进程.     

雍正-乾隆年间莽牛哨事件与清朝-朝鲜国境地带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了多起越境事件,甚至直到19世纪末,在双方朝贡关系解体之前,边境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处理边境事务的立场及态度,包括对越境采参、非法屯垦等问题的处理,前后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最初的态度强硬转变到后来的较为宽容。本文通过关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越境事件及雍正、乾隆年间两国外交议题之莽牛哨设汛事件,探讨18世纪清朝统治稳定后如何展开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进而解析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及边境意识。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再论清代朝贡体制

尽管近年来学界从不同视角探讨清代对外关系,并对费正清的朝贡体制研究提出挑战,但仍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清代初期传统意义上的“厚往薄来”不具实证意义,朝贡体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关系,而非贸易关系;向为清廷所重的朝贡礼仪,具有象征性特点。故而从体制与观念互动的角度,才能对朝贡体制主导下的清代对外关系的实际形态做出更具说服力的阐释。     

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代。夏、商两朝与被征服部落之间已有朝贡关系存在,及西周初年实行五服制,正式将朝贡制度用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朝设有各种机构,分掌朝贡事务。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日益周密而具体     

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

清代建有会同四译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四译馆还是清政府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对发展清与藩属国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

解析宋代朝贡贸易中回赐的构成,可以清楚地了解贡赐双方的得失和态度.朝贡国可以获得贡物折价和贡物折价以外的加赐、国王(或首领)礼物、使节赏赐等特别赐予,说明宋朝在贡赐贸易中仍是厚往薄来的.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     

清前期广西边疆与泛北部湾国家的贸易交往

清代广西与泛北部湾国家贸易交往的研究重心落在边民互市贸易层面,对官方朝贡贸易研究薄弱。历史表明,官方朝贡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是清前期广西边疆与泛北部湾国家贸易交往的主要形式,其发展对清前期桂越边疆的开发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

本文对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之间长期保持通贡关系表明,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清朝继汉、唐、元诸朝之后,再次统一西域,对西域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