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论

历来对《诗经·关雎》主旨的理解意见不一。本文将《关雎》置于艺术活动系统中加以研究。应用系统论的原理,从作品自身系统、创作系统、《诗三百》、时代社会系统几方面对《关雎》作了分析,肯定其是一首爱情诗。并对产生歧义理解的原因作了解说。     

《再别康桥》之及物性系统分析

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的英译版本数量颇丰、质量各异。而对译文的评价亦是众说纷纭、缺乏客观性和权威性。本文独辟蹊径,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视角,对诗篇原文及英译文进行及物性对比分析,旨在一方面揭示诗歌主题,一方面审视译文质量,同时验证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诗歌解读和诗歌翻译评价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理想婚姻之典范——《关雎》诗主旨辨证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四始"之首,关于诗主旨历来聚讼纷纭。然就文本层面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和文化层面礼乐制度的制约来看,《关雎》诗都体现了一种符合封建礼乐文化的有节制、有理性的男女恋情,是诗经时代理想婚姻的典范。     

《孔子诗论》中《关雎》论释义

《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近几年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训诂和释义,许多观点颇有见地。但有些问题似乎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学者们在解释这些简文时,往往只注重考证文字本身的含义,而不重视对全文的融会贯通,因此,使得《诗论》中的《关雎》论至今仍难以明确。在此,我们本着以解释文本为主,联系先秦两汉诗学的特点来释义的原则,试图对《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予以重新审视,并以此来论证《诗论》与孔子及《诗序》的关系。     

《再别康桥》艺术特色的层面分析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是现代诗歌中的精品.其齐整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及独具匠心的押韵使<再别康桥>在音乐性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同时,其语言优美华丽、内涵丰富,并且富有歧义,使这首诗在意义单元层面上极富表现力.诗中拥有大量神奇的想象、精美的比喻、动人的意象,这也就最终构成了诗的象征意义一种执着却又茫然的追求以及可望而不可及的伤感与惆怅.全诗在声音、意义与象征三个层面都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目的决定策略——目的论视角的《关雎》英译本研究

目的论是研究翻译的崭新视角,目的论学者认为翻译目的对翻译行为有决定作用。本文从目的论角度研究《诗经.关雎》四种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说明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理雅各的道德传教目的、阿连壁凸显西方诗学的目的、庞德建立意象主义诗学的目的、许渊冲的＂意美、形美、音美＂目的对各自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作用。     

初恋失败的咏叹调──读徐志摩《再别康桥》

通常的说法是：《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因物而发抒写了再别康桥时的依恋之情。事实上．这种说法见物不见人，于诗的理解有些隔膜，只有将诗与作者独特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理解．才会把握住感情的脉络，彻底弄清诗的底蕴；《再别康桥》与诗作者同林徽因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首爱情诗而非咏物诗。     

论《再别康桥》的自然与节制之美——兼谈文学审美的传承与接受因素

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审美旨趣独特又富有深意。它既贴近生活、自然亲切,又对情感表现予以节制和含蓄,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这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思想,也蕴含着作者对读者的尊重和内心的交流。正是这两方面,使作品既能够感染和打动读者,又能超越具体情境,实现了更普泛的审美影响力。这关联到文学审美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文学审美对民族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二是文学审美与读者大众接受之间的关系。     

形式、意蕴与音乐性——《再别康桥》音乐性新探

从诗歌的情绪意蕴与形式的关系入手,分析《再别康桥》一诗的旋律特征和旋律发展,以此探析该诗在音乐性上的独特性,并简要分析该诗形式与意蕴实现完美统一的奥秘。     

无法潇洒的“再别”──《再别康桥》之我见

本文从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再”字入手，通过作者前后两次去英国剑桥大学的不同经历，分析比较两次“来”，两次“在”，进而体味两次“别”的完全不同心态，力图穿透诗行表层的滞洒、飘逸，揭示全诗内涵的无措、无望、无奈情绪，进而以诗人郁闷，迷茫，孤寂的创作心理，从一视角展示本世纪20年代置身于东西方文化追求冲撞中的中国知识者的特殊心态。     

产业关联视角下北京市交通运输业经济效应测算研究

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效应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业本身发展对经济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二是交通运输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对经济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文章以关联系数描述了交通运输业与其相关产业的关联关系,并运用关联系数、增长值贡献率模型,测度了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推动效应.研究认为,任何一个产业经济效应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直接经济效应,也取决于其间接经济效应.经济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与其他支柱产业的关联程度和与其他支柱产业的产业距离.产业位置靠前,其拉动效应小于推动效应,产业位置靠后,其拉动效应大于推动效应.交通运输业作为基础产业,其产业位置相对靠前,其前向推动效应大于其后向拉动效应.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中央明确脱贫县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但当前仍然存在认识差异、政出多门、产业升级难、内生动力弱等问题。需要从增强融合发展意识、做好体制衔接、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吸引要素回流等路径推进两者有机衔接。     

对如何促进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初步探索——以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党的组织为例

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的党组织,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组织功能,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团结和保护科学家,在处理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隐藏的法律”理论——解决司法判决确定性和正确性紧张关系的路径

由于立法者理性的有限性,由于语言表达的有限性,由于法律赖以成长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不能够涵摄将要发生的所有法律事实。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是"显露"的法律,当显露的法律出现不能够适用于法律事实的漏洞时,实证主义求助于"自由裁量权"是不可取的,而应该适用"隐藏"的法律。"隐藏的法律"来源于人类的"类比思维",通过这种思维机器的加工,人类"有限的语言"能够表达"无限的意思",因为通过类比思维"机器"的转换,"有限的语言"可以符合规则地、具有效力地、随机应变地转换成"无限的语言","隐藏的法律"通过类比思维机器的转换显露出来,变成可适用的法律,以填补法律漏洞和实现个案正义。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     

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制度与投资主体关系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制度变迁和教育投资主体的投资倾向之间存在非线性因果关系,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企业教育投资倾向比政府教育支出倾向对教育制度变迁的反应更敏感.因此,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供给者,要理性对待高等教育投资制度变迁对不同教育投资主体造成的影响,从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与公平角度,不断对制度进行完善,探索政府、家庭和企业之间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解决现有高等教育投资制度的供求矛盾,以实现高等教育投资制度变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当前,政府需要做的是:第一,在中国二元经济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政府要对现有的高等教育投资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通过颁布新的法律、法规增加高等教育投资制度变迁的供给,尽快完善高等教育贫困生的资助体系;第二,在目前民间资本较充裕的情况下,企业投资高等教育的意愿越来越强,政府要抓住机遇,适时补充企业投资高等教育的制度安排,使企业剩余资本服务于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更加完善;第三,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政府,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主要责任,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扩大教育投资的规模,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     

论《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的认识--兼谈《文通》的"字无定类"和"字类假借"说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已经认识到了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由于"字类假借"说的多次出现,以及研究者们的不同理解,这就经常引发了关于《马氏文通》究竟是持词有定类说还是持词无定类说的争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马氏对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的深刻认识.     

《诗经·君子偕老》解——兼论假发与祭祀的关系

我国古代曾以盛发高髻为美，因而在祭祀中戴假发是对参祭妇女的仪表要求之一。根据《周礼》及相关记载，《君子偕老》中出现的“副”“象衣”“翟”“展”是王后在祭祀中专用的假发和服装。从祭祀的角度理解《君子偕老》，可以对诗歌有更深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