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本研究以河南省12个地级市的1179名老年人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对影响其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城市老年人幸福感普遍较高,其中个人年龄、与子女的关系、孤独烦闷感、经济满意度、日常开支承担能力等是其最主要影响因素,可提取经济能力、精神感受、家庭关系和生理年龄四个公因子.大力培养老年社工人才,促进老年人精神健康、家庭和谐,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经济收入,是提高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从主观幸福感看富士康事件

针对富士康连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本文认为这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缺失密切相关。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收入、年龄、性别、婚姻与家庭等因素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最后提出了加强员工主观幸福感培育的对策建议。     

婚姻与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自理能力为多数学者所讨论研究,然而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老年人对自我健康状况的评价如何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呢?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依然十分匮乏。本研究基于第四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安庆市城乡数据(2015),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从老年人的婚姻、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自评健康三个角度,分析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措施。     

我国在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幸福工作寿命研究

在业人口幸福工作寿命越长,自身及家庭的生活质量越高,社会越能和谐与稳定。文章基于C GSS数据,采用生命表技术研究了我国2005-2010年分性别在业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幸福工作寿命。主要发现:(1)2005-2010年我国全体在业人口主观幸福率都在88%以上,总体上在5年间呈增长趋势,且年龄分布呈U型,即在业人口刚参加工作和退休前比中年时主观幸福感高。(2)2005-2010年全体在业人口刚参加工作的预期幸福工作寿命都接近43年,各年龄组幸福工作寿命在5年间基本稳定,并随年龄增长而递减。(3)2005-2010年男女在业人口的幸福工作寿命占预期工作寿命之比呈U型,且在40岁之后,该比例的性别差异明显拉大。因此,企业可提供40-49岁组在业人口最长的带薪休假时间;同时,推行工作家庭平衡计划,帮助女性在业人口平衡工作家庭关系,以提高在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延长幸福工作寿命,构建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     

大庆石油企业一线男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大庆市石油企业133名一线男员工的调研,采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并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找出工作-家庭冲突中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而给出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的针对性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54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探讨社会支持、社会比较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有效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比较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发挥了抑制作用.因此,应从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等方面制定改进措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就业压力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心理焦虑的影响——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文通过对高职生的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心理焦虑的影响关系研究,并分析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调节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心理焦虑关系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高职生的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对高职生的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数据分析还显示,女生整体就业压力、心理焦虑比男生低,而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比男生高,反映出女生较男生成熟乐观、待人热情、心理稳定、与社会融入度比较好。     

高职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课题。关注高职生的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对维护其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选取我院高职生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对高职生心理韧性及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了解高职生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二者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职业生涯新困境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该政策一出台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职场女性。本文从职场女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生涯带来的新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政府、用人单位、家庭成员和女性四大主体出发提出了化解新困境的对策。     

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运用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社会公平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城乡差异。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医疗保险参与的作用大于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参与显著提升非农户口居民主观幸福感,医疗保险参与显著提升农业和非农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全面二孩”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政策是否会对中国的教育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能产生的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变化,分析了实施“全面二孩”后,中国的教育数量、教育质量、教育投资以及教育布局所面临的挑战。并据此对中国未来教育发展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政策变迁研究——基于一种进化的政策执行理论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变迁反映出中国人口核心问题的重大转变,即由控制人口数量到放开人口生育、增加人口质量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单独二孩"的执行没有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新的"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必要性,并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使得新的人口政策可以逐步的、有效的扭转人口红利衰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人力资源开发视角下全面二孩政策对企业女性员工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以北京XX会展公司为例

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目前女性就业的形势以及企业存在的对于女性员工管理困难,本篇论文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的背景下,从人力资源开发的创新性视角,就二孩政策对企业女性员工管理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查和研究.     

中国独生子女困境探究——以全面二孩政策为背景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草案中提出,将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全面二孩政策),以此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受一系列现实性因素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显著.本文从制约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因素和分析独生子女面临困境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政府应明确自身责任,加强引导,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合理的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稳定有序的推进全面二孩政策有序实施.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隐患与应对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劳动力人口红利的终结,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二孩政策的实施,为时已近两年,虽然部分缓解了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出生率,但随之而来,衍生的负面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围绕上述问题,介绍了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背景,阐述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力求全面分析实施二孩政策的现状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社会保险能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幸福感吗?——来自CLDS(2018)的证据

选用CLDS(2018)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究参加社会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改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幸福感;社会保险的五大险种对灵活就业人员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其中医疗、养老、工伤及失业保险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十分显著,但生育保险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参加社会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在户口性质、收入满意度和受教育年限层面存在差异性。综上,参加除生育保险外的其余四种基本险种可显著改善灵活就业人员的主观幸福感,且参加社会保险的种类数与灵活就业人员的幸福感是正相关的。     

老龄化背景下女性老人幸福感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措施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老龄人口女性化特征凸显,但由于制度和社会现实等原因,我国女性老人普遍较男性老人退休早、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健康状况差、遭受歧视更多。关注研究女性老人的晚年幸福生活和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是应对我国老龄化迫在眉睫的行动。本文分析了老龄化背景下女性老人幸福感面临的经济困境、健康困境和心理需求困境及其主要原因,从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体四个层面给出了提升女性老人幸福感的可行性方案。呼吁给予女性老人更多的关注,并制定具有性别差异的社会养老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二孩生育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生育意愿受个体因素、家庭支持因素、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因素、工作与家庭冲突因素、二孩生育成本因素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和建议。     

上海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着与生俱来的人口优势,致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人口大国.然而,凡事过而需止,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要求一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控制住了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可是学者们渐渐又发现,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般地飞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劳动力,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这样的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加重,劳动力资源短缺,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增多,人口比例失调等.因此,是否放开二胎生育成为了学者们的热议话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事实上,二孩政策的出台与否并不是影响居民生育的唯一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三十多年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人们生育二孩的意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台后,能否真正释放居民对生育二胎的意愿以及其影响因素,就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独特点在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特大型城市,其中,以上海市为例展开具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