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抒情诗中的“我”

诗中应有“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中应有我”,抒情诗离不开“我”。这个“我”,就是我们所说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一首打动了千百万人心的佳作,诗中多次出现“我”。除数处“我敢说”属于过渡性语句外,有两段集中抒发“我”的思想感情。一段是:当写到张志新烈士惨遭杀害,“正是需要光明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文选》乐府诗选录情况及其乐府观念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一座宝藏。该书诗类选录了60余首乐府诗 ,通过对入选乐府诗及其分类的考察可以发现 ,《文选》编纂者的乐府观念较之前代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　　萧统在写于普通三年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 ,阐述了他的文学观点 :“夫文典则累野 ,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 ,典而不野 ,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封信中 ,萧统对他此前主持编纂的《古今诗苑英华》流露出不满 ,称“犹有遗恨”。因此这里所提出的“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很可能“成为他将要编纂…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诗文化的裂变与认同——兼论传统诗词与现代新诗的辩证关系

中国诗文化的裂变与认同——兼论传统诗词与现代新诗的辩证关系陈良运中国是有丰富诗文化的泱泱大国，“诗言志”和“抒情”等重要的诗歌观念自先秦发明以来，作为抒情文学的诗词曲赋，一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中处于主导地位。诗是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提高...     

直抒胸臆下的真情流露——论弗罗斯特诗歌的直接抒情方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现方式,抒情是作家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情感构造、审美理念的辩证统一。因此．任何抒情诗都有一个关于抒情方式的问题。然而,不同的诗人往往会因自己的诗学理论和个性气质而采取不同的抒情方式．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并以此突显自己的诗歌风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弗罗斯特在抒情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其多变的抒情方式就是其典型表现。其中,直抒作者之情是弗罗斯特最有代表性的抒情方式。诗人在其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农事诗时常通过直抒抒情主人公“我”或“我们”的胸臆来流露真情,实现表情达意的抒情功能。     

略谈《诗经》及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比较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了我国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余年的社会面貌。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璀灿夺目的光辉,标志着二三千年前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诗篇原先都是配乐的歌辞,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一的形式.《墨子·公孟》有所谓“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说法,可见《诗三百》都是可以歌唱、演奏或伴以舞蹈的。实际上《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另外六篇只存标题),人们仅举其整数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五四”时期鲁迅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贡献

对于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人们往往只着重提及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巨大功绩,似乎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这一时期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这种情况具体反映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有关理论批评专集的编纂工作中。《大系》选入“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的论文共一百五十多篇,然而没有一篇是鲁迅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本文将着重讨论的便是这个问题。     

论《女神》的抒情主人公

论《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李玉明一在《天狗》中，郭沫若唱道：“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了，／把我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这个“我”——《女神》的抒情主人公展露出两种倾向...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论史诗《江格尔》中洪古尔形象的塑造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在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继承并发展了蒙古族古老的文学传统,把蒙古族英雄史诗推向了一个发展成熟的阶段。在这部史诗中,对于诸位英雄特别是主人公洪古尔形象的刻划,从内容到表现手法可概括为三个“神”字,即神祗般的英雄,神话般的环境、神妙的艺术之笔。由此《江格尔》塑造出了一个在蒙古族各类史诗中优秀、杰出的英雄形象———洪古尔     

《九歌》是严整的一篇诗

《九歌》并非九篇歌曲,而是十一篇。何以为“九”?历来众说纷纭。我认为《九歌》不管是从内容看,还是从形式看。它是严整的一篇诗,和《离骚》、《天问》、《远游》一样。而其中的十一个篇目并非屈原自己所定,而是后人编辑其作品时加的,这十篇可以看为十一段。之所以把它作一篇诗,是因为从开头到结尾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之所以把其中的各个篇目定为段落,是因为每个篇目中的内容或形式对于整篇来说虽是一个     

《葛覃》辨妄

<正> 《诗·葛覃》应为爱情诗,其第三章当是错简衍文,兹辨正如下: 《葛覃》,古代封建阶级知识分子都以为是写“后妃之德”,这显然不足为训;现当代研究者认为是描写女子“割葛、煮葛、织布及告假、洗衣、回家等一段生活情况”,也值得商榷。理由之一,从诗第一章和第二章前三句所写来看,诗抒情主人公所见之景和所处之地,当在远离村邑的野外——这可以是“割葛”的地点,但绝不可能是“煮葛、织布”的所在。理由之二,“是刈是濩,为缔为络,服之无斁”三句是议论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即它们并不是对“割葛、煮葛、织布”这些劳动行为的具体描写,而是写诗中抒情主人公面对     

陈廷敬与康熙《御选唐诗》

陈延敬出入禁闼几四十年,位极人臣,又典司文章,因此被康熙选中主持编纂了《御选唐诗》.他接此重任,殚精竭虑,非常重视康熙一以贯之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忠实践行其作为文学侍臣的本职工作.特别是具体选目上,陈氏等对于那些“倩丽纤巧”与“忧思感愤”等有违圣意之作,尽数剔除,使“和声以鸣盛”成为康熙《御选唐诗》的必然主题.     

注重细节 优化流程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所以有“细节决定成败”之说。年鉴编纂出版是一项流程复杂、内容丰富、细节繁多的系统工程。在这项工程中,从框架设计、组稿征稿、编辑校对到印刷成书,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包含着很多直接影响年鉴质量的细节。《扬州年鉴》在编纂实践中,既注重优化流程,把大事做好,从主要方面把握年鉴的总体质量,更注重优化细节,把小事做精,全方位成就年鉴品质。     

为谁歌哭为谁哀--谈《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的中心人物

对于《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的中心人物究竟是谁 ,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本文主要从文本和创作缘起的角度 ,阐述两文的中心人物应当是抒情主人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