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族际政治及族际政治研究

族际政治是族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它在族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并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一种族际互动的形态,族际政治有自己的特殊本质和丰富内涵,并对民族关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族际政治并未被作为一种正常的政治形态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经常化、越来越具有影响的族际间政治互动,逐渐把族际政治凸显为一种常态化的政治形态。现实中越来越突出的族际政治现象,也强烈地呼唤着族际政治研究。因此,必须拓展民族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开展族际政治研究。     

族际互动模式及其转化

族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减少族际偏见,促进族际和谐;另一方面可能强化偏见,甚至引发族际冲突,因此需要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学理性分析,以便进行积极引导。族际互动可以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可进一步划分为：交换、互惠、强制、合作、竞争、冲突六种模式。所谓的“族际互动”,很少是不同族体的全部成员间的互动,而是少数个体的情境性互动被泛化的结果。族际互动发生机制的重点是社会认同,尤其是族体身份认同。族际互动事关社会稳定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其模式需要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化,转化的基本条件包括：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制度支持、媒体和教育支持、适当的时间和构建高层级身份认同等。     

社亲与和谐族际生态：晋冀豫边界地区民族团结的一种实践路径

在晋冀豫边界地区,一些互不相邻的村庄之间建立起了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和而不同、差异共生的情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关系谓之“社亲”。根据功能和意涵的不同,社亲可分为武社亲、文社亲和新社亲三种。在社亲文化传承过程中,晋冀豫边界地区的散杂居民族共同建构了一种跨民族跨区域的和谐族际生态体系。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究社亲之间的多维互动,寻绎位育在散杂居民族族际生态建构中的实践逻辑,审视社亲这一概念蕴含的族群互动之地方性知识,这不仅深描社亲村落的生活世界,而且可为散杂居地区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验和借鉴。     

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

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大学生族际交往研究综述

族际交往、或民族交往、抑或族际接触关系到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平台。作为"知识分子亚群体"的大学生,他们间的族际交往对其学校生活有强烈的影响,应该得到关注。本文旨在从背景出发,通过梳理和分析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和展现其中的研究现状和趋势,并从大学生族际交往特殊性、具体性和发展性给出研究展望。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族际互动的良性运行机制

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少数民族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在此过程中,族际互动的良性运行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在此机制中,民族文化是核心影响因素,其中包括语言、宗教、民族习惯、意识形态等多方文化。而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则依赖于族际关系的良性运行机制。本文以民族文化为主线,探讨族际关系的良性运行机制。     

从当代蒙古族与汉族的族际婚看两个民族的文化互动

由于清代以来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到内蒙古区域,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农业村落文化。本文调查了内蒙古乌兰浩特附近的乌兰哈达镇及葛根庙镇的七个村落蒙古族与汉族族际婚的状况,认为近距离的接触是促进蒙、汉族际婚的契机。族际婚的媾和及两个不同民族共同的家庭生活中,促进了两个民族在语言、节日、衣食住行等诸方面的文化包容和文化传播,两种文化的互动的过程就是当今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民族自治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族际政治互动分析

在利益分化渐趋深入特别是各民族间的利益差异越发明显的情况下,以利益竞争为核心的族际政治互动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族际政治互动过程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随着族际政治互动的常态化发展,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治理族际政治互动,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相应地,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族际政治互动的积极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也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     

云南蒙古族历史上的族际通婚探究

云南兴蒙乡蒙古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但学界对其族际通婚的研究较少。从历史文献、人口发展、碑刻墓志、宗祠家谱、口述记忆等方面可以探寻兴蒙乡蒙古族族际通婚的历史轨迹:族际通婚始于元朝蒙古军户落籍云南之时;在生产方式转变、与当地民族杂居交往的过程中,兴蒙乡蒙古族以族际通婚为主、族内通婚为辅;明朝时期,兴蒙乡蒙古族开始了苦难的生存,逐渐以族内通婚为主、族际通婚为辅;直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扩大了通婚范围,但时至今日其族际通婚仍不普遍。兴蒙乡蒙古族族际通婚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了云南蒙古族文化认同的变迁。     

族际友谊相关因素研究评述

族际友谊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目前对族际友谊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外.笔者在阅读相关英文文献后归纳出与族际友谊相关的因素有: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认知能力;环境因素主要是班级和学校的民族成分构成,其次是同时也受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的居住环境;文化因素包括民族认同、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倾向以及涵化.当前国外族际友谊研究对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研究较多,对文化因素的探讨还不系统.     

中伊文化对话交流的动力与障碍

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属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文化之列,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二者同属东方,相互毗邻,共处千年,同盛同衰,有着非常相近的内在精神和极其相似的历史命运。在新的世纪,中伊两大文化的对话交流将会日益加深,因为两大文化在对话交流方面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动力。 一、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中伊两大文化有着共同的任务和一致的利益,深化双方的对话交流,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没有任何历史的积怨,而今又共同构成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群,有     

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

关于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的讨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重大议题,中国学术界也积极参与有关讨论,发表了不少独到的意见。但中国学术界对伊斯兰文明在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尚缺乏必要的理解和研究。本文通过对伊斯兰文明及其内在精神的揭示,特别是从伊斯兰文明之源的《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精神出发,指出倡导文明对话不仅是伊斯兰文明固有的人文精神,而且也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传统;同时,构建全球伦理也是伊斯兰文明始终追求的重要目标,伊斯兰文明丰富的伦理思想为今天的全球伦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开展平等的文明对话,是构建全球伦理的必由之路。     

论西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文章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条件、西域的屯垦移民促使汉文化的广泛传播、西域教育使汉文化逐步植根于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文化维系力的重要性。     

“和而不同”与文明对话

从本质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当今世界存有许多种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一面、不同的一面。然而,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其实还有许多共同、共通之处。文明之间的“不同”,其实无非是“大同小异”,至多是“大同大异”罢了,前提却依然有很多的“相同”。除此之外,不同文明之间还必定有许多关联之处、互相借鉴之处,所以文明的“求同存异”与人类的“和平共处”便有了基础。 严格地讲,真正的文明本来不会发生冲突。因此,从根本上说文明之间是可以对话、并存和融合的,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定是细枝末节之事。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非常引人瞩目,并引起广泛的论争。亨廷顿教授指出:“文明间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文明冲突的最根本因素是宗教因素和与宗教联系的种族因素;冷战后的今天,文明的冲突就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上。”他过分看重现象,过分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一面,     

Between Civilizations: One Side of a Dialogue

In the present global context, the ‘problem’ of religion in relation to gender has become predominantly about the situation of Muslim women and what this indicates about the state of our civilization. Thus, in such incidents as the death of Aqsa Parvez (age 16) in late 2007 in Toronto, Canada, Muslim women's bodies, as many scholars have argued, become the battlegrounds which clearly demarcate the line between the civilized secular modern nation and premoder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s. In this paper, I want to extend this critical work by bringing in an analysis of the second or ‘homegrown’ generation as it is in this context, I will argue that national anxieties about Canada's global status as a tolerant multicultural nation are most pronounced. Drawing on the work of Asad (2003), Mahmood (2006) and Brown (2006), I will outline how conceptions of tolerance and secularism operate through culture to produce a racialize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ivilized, modern citizen and premodern fundamentalist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Canada as a white settler multicultural na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is concretely, I will carry out a critical content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ons of Aqsa Parvez's death in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s which clearly demonstrate the contemporary operation of secularism and tolerance in relation to multiculturalism and its particular intensity as it pertains to second generation Muslims. In the conclusion, I want to reflect on how we might rethink our understanding of violence against Muslim women in order to destabilize this powerful binaristic framing which continues to secure a white settler hegemony of ‘multiculturalism within a bilingual framework’ even as it obscures the power relations through which it sustains a racial hierarchy.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马福祥（1876-1932）,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马福祥一生饱读经书,崇尚儒家文化,同时非常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为消除清代在回汉民族间造成的创伤及隔阂,提倡回儒对话,成绩显著,成为现代社会著名回族人物。     

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对当今宗教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

王岱舆提出的“天命三品”论是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亮点,目前还无学人探讨。“天命三品”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原创价值,而且对当今的文明对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启迪意义。本文从“天命三品”论的理论大框架,对“天命三品”论的初步思考,“天命三品”论对当今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这三个方面对这一具有中国伊斯兰教本土特质的理论展开了一些思考和探索,旨在挖掘其对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     

试论回族文化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良性互动

回族文化是站在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吸纳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下 ,建构起了自己将世俗文化与神圣信仰文化有机结合的亚文化体系 ,其神圣性与世俗性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对诸如回族的形成 ,回族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的塑造 ,对回族道德建设 ,以及回族文化在与多种文化和文明融合对话的互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态势 ,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探讨和研究回族文化的“二重性” ,对于更深地理解回族文化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穆斯林社会与全球文明对话

近十几年来,文明对话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热门话题。如果在英文Google上检索一下“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2005年10月5日星期三4:30pm),相关条目达104万①。而用中文Google在全部中文网页检索“文明对话”,相关条目为110万(同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这些条目大多与伊     

汉文译著：回儒对话历史与现实的文本资源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对其他文明的平等、宽容、广泛的理解和研究态度。但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探讨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困局,“师夷长技以制夷“,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头等大事,因此,大家的眼睛始终盯着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文明,急于理解和研究他们。长此以往,也就自然而然地忽略了、甚至拒绝理解其他非西方文明。综观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我们发现除了个别大家鸿儒,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不懂伊斯兰文明、不懂印度文明,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他们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态度不亚于某些西方人士。所以,作为泱泱文明大国,积极加入到世界文明对话的时代潮流中,对世界各个大系文明与亚文明展开深入广泛地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