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缘生法”到“因文生事”——金圣叹创作过程论浅析

金圣叹是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大家,他将佛学的因缘生法命题引入文学批评,借用动心而为、随因缘而起、设身处地等佛学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的人物塑造过程,又通过格物、物格、忠恕等儒学命题来说明人物创造理论。在此基础上,金圣叹进一步提出因文生事理论,揭示了通俗小说的结构特点——以情节贯穿故事、人物,从根本上指出了文学创作的虚构本质。     

“终无意趣”:灰冷的人生体味——《红楼梦》主旨的思索

文学的主体性原则告诉我们:作家展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场面,只不过是渲泄他的思想感情的媒介、传达那些活在他心灵深处的珍贵的东西的载体而已;作家只有通过它才能把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理解、体味和思考带向外界,进入读者的审美领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很难整齐划一,     

浅议电视节目故事化趋势与创作

目前日益繁荣的电视节目在"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引导下,故事化手法越来越成为电视节目创作中的趋势,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中都可以看到故事化手法的影子。故事化手法的成功运用也令一些传统的电视节目焕发了全新的光彩。然而,故事化并不等同于泛故事化。如何在电视节目创作中更好地运用故事化手法,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就是本文所讨论和关注的。     

“箱笼”:《金瓶梅》女性书写的“功能性物象”

"箱笼"是明清小说中的常见器具。其出现,一般缘于叙事话语"再现"生活真实的需要。由于与女性相关的文化符码(如服饰、陪嫁、内闱等)大多涉及"箱笼",故其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情节场面中出镜尤为频繁。在《金瓶梅》一书中,"箱笼"不仅是"再现"古代女子生活常态的普通物象,也不止作为满足叙事现场真实感的道具存在,而是同人物的生命轨迹紧密关联,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有机结合,在观照女性命运、构造情节场面、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金瓶梅》女性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性物象"。     

从隐性交际关系看"围城内"的人际冲突

《围城》的作者充分利用了"隐性交际关系"的特点与功能,建构出方鸿渐夫妇在"围城内"家庭式交际场景中人际冲突积聚的过程,直至最终发展出爆发冲突的情节高潮。"围城内"时期的交际场景,是以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生活为背景的。从语用学角度说,这种文化背景使礼貌原则成为言语交际活动的最高调节原则。小说较集中地展现了人际冲突的场景,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语料。同时,语用学研究也为分析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心理与行为提供了科学手段。     

"刘惠芳神话"——社会转型与当代"市民剧"

一、社会转型与"市民剧"的兴起 18世纪随着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出现了大量反映中、底层市民生活的戏剧,这些戏剧被狄德罗、莱辛等人称为"市民剧",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资产阶级"市民剧"的典范,剧中的主要人物多不再是英雄,而是小市民.     

试论影视作品中人物瓜葛与情节之关系

人物瓜葛与情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在影视作品中得到验证.情节的生成和展开往往依附于人物瓜葛,人物瓜葛为情节的生成提供先决条件.人物瓜葛中的人物个性冲突与情节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从人物瓜葛的个性冲突中罗织情节,着意从纷繁的人物关系中归纳出人物瓜葛,组成以中心人物为核心的多边人物关系.另外,设计人物瓜葛时要考虑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处理好人物瓜葛中的偶然因素.     

"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美育思想的核心观念

"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美育思想的核心观念.朱光潜认为,"人生的艺术化"意味着人生的情趣化、超脱化、道德化和完满化.在朱光潜看来,文艺能够怡情养性,有助于人生情趣化的实现;要实现人生的情趣化,还必须以超脱的精神观照人生和创造人生;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因而艺术化的生活即道德化的生活;人生的艺术化还意味着人生的完满化,只有通过全面的教育培养出全面完满的人,才能创造出真正完满的、艺术化的生存.     

试论《红楼梦》中节日民俗的价值

本文探讨了《红楼梦》中节日民俗的价值,认为节日民俗为《红楼梦》刻画人物、渲染情节,铺陈情节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丰富民俗事象、研究满清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京味儿电视剧《风车》评析

电视剧《风车》具有鲜明的北京文化特色。全剧主线清晰,情节曲折,构思巧妙,人物塑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多角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揭示了人性的深层矛盾,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和道德内涵,而且营造了浓厚的北京文化氛围,体现出明显的"京味儿"特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但是,此剧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视角选择、风车的意象表现等方面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风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分析其创作得失,对首都文化建设和电视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

本文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如何造成其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人物的现代性意义。麦克白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赤壁之战”的叙事节奏与《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

节奏是作品内在的旋律。"赤壁之战"的节奏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言语与语言。赤壁之战的语言可分为叙述性言语和人物言语。这两个部分不但创造了赤壁之战的艺术审美情境,而且还起到提升《三国演义》艺术质量的作用。二是时间与空间。作者用八回的篇幅写赤壁之战,将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拉长,多层面地强调空间在故事中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时空节奏。三是情节与非情节。情节与非情节作为赤壁之战的叙事节奏,不但决定了故事的发展速度,而且创造了独到的审美情境。     

治安处罚中的情节认定及裁量权问题初探

为保证<治安管理处罚法>能够有效地贯彻实施和正确执行,应当对治安处罚法中相关概念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定义."减轻处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恶劣"、"较大"等应有明确的量的界定.治安处罚法对违法情节虽然没有作出"量性"定义,但是对违法情节较轻、较重、严重和恶劣等处罚却做了明确的规定.立法在对自由裁量权过大进行限制的同时,又对自由裁量权可能被滥用保留了空间.没有量的界限,不仅导致违法与犯罪界限模糊,而且为一些人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提供了条件,执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就不能避免.情节"量化"既便于执法者操作,也便于人民监督,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     

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我国通俗小说的影响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有重要影响:其一,表现在题材与人物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与人物被后世通俗小说吸收改造,如<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被<西游记>、<隋唐演义>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其二,表现在体制与体例上,后世通俗小说的"入话"、"散场诗"形式及配图形式、散韵结合的语言形式,章回体例的形成均与敦煌讲唱文学有关.其三,表现在叙事特征上,通俗小说在情节、人物、叙述视角等方面都对敦煌讲唱文学有所继承.     

张爱玲小说与潜意识

潜意识学说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部分。张爱玲十分重视潜意识在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她从潜意识出发打开人物隐秘的心扉,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潜在结构:一方面在对潜意识的分析中寻找人物行为的潜在动因;另一方面通过种种感觉和细节描写折射出人物无意识心理——性心理。     

历史演义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审美文化探因

:演义人物的高度理想化 ,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 ,受英雄史观、道德史观的左右 ,将人物视为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艺术载体以及民众学习的榜样导致的 ;而人物的类型化 ,则不仅是人物理想化的结果 ,同时也与演义小说以情节为中心 ,从事件的角度来写人 ,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固定的角色 ,演义因袭宋元以来戏曲、讲史的人物造型原则 ,迎合读者大众对英雄人物的审美期待等因素有关     

浅析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从历史与文学两方面着手 ,对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有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从中可感悟到英国从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血腥过程。莎士比亚历史剧不仅是历史的重现 ,而且是文学、艺术与历史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其中包含着历史的真谛     

陈忠实创作道路的文化意义

陈忠实创作道路具有重大的文化创造意涵。其一是早期农村生活奠定了作家民间化平民文化情感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打造了鲜明独特的民族化、乡土化、地域性本土文学底色;其二是对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明确认知,使作家始终保持与人民母亲的血肉联系;其三是从为谋生而文学走向为实现生命价值和民族复兴而文学,成为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般勇毅执着文学事业的励志书;其四是不断进行精神的与艺术的"剥离",不断地拓新自我社会文化圈,不断择优、趋优,定义自我和超越自我,登攀文学艺术高峰。     

佛教文学视域下的舜故事流变考论

“谋杀舜”故事是《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舜生平经历的一小部分,言辞简洁,情节简单。《六度集经》在编译和流传过程中,出于传播佛教教义的目的,拼接“谋杀舜”故事与出自《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后稷遭弃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情节与人物细节,给“谋杀舜”故事打上佛教烙印。敦煌《舜子变》则以《史记·五帝本纪》中“谋杀舜”故事为蓝本,添加舜上树摘桃的情节,这个情节很有可能改编自二十四孝之一王祥为继母护柰的故事;同时又引入本缘经中常见的帝释天拯救佛与菩萨的桥段,使得“谋杀舜”故事变得更加曲折离奇。舜故事的演变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早期传教过程中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在佛经翻译的准确性上有所让步,积极吸收与改造中国主流话语,努力适应本土文化,以便形成更加广泛的信众基础。     

模拟与创新：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生成及意义

“模式文本”在先秦两汉的诸子史传中广泛存在,尤以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最为流行,表现出高度模式化叙事的特点。根据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实例可归纳出它们的三个特征：其一,最为本质的核心叙事模式相对稳定,但人物、对话等细节会有较大区别;其二,模式文本在继承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增添较多细节;其三,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模式文本的流行,与先秦两汉士人频繁的劝谏游说活动以及对人物的塑造有关。模式文本的生成有变异和模拟两种方式,尤以模拟为主。出于谏君、撰史的需要,先秦两汉士人模仿既有故事的叙事情节,利用“故事模式库”中的模式创编故事,借助旧的模式完成新文本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