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仁敖其尔研究“实现领导”具有现实意义

《领导科学论坛》王修和同志在《论那仁敖其尔同志对“实现领导”思想研究的理论贡献》一文中这样评价那仁敖其尔教授关于“实现领导”思想的研究；“在他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中，关于毛泽东‘实现领导’思想的研究，是最具有独创特色、与时俱进时代特征和最富于针对性实践特征的成果之一。”并指出“实现领导”的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实现领导是一个转化过程；（2）转化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先决条件；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和工作方法是前提；     

中国领导问题研究的路径转向——领导伦理、领导科学及领导哲学的历史断想

纵观历史，透过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不难发现，领导问题始终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核心0“经世致用”及为官方服务的价值追求造就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特性，官僚领导机制“超稳定”现象的背后是注重纲常伦理的儒家文化，古代哲学几乎与伦理哲学划等号。近代之后的科学与民主潮流，开创了以科学方法思考和研究领导问题的新局面，并初步形成领导科学雏形。而领导问题的复杂性，使之很难单纯用科学来对待，其中包含着人文、艺术成份。研究领导问题无法抛开哲学工具。因而，中国领导问题研究需按照“领导伦理一领导科学一领导哲学”的路径发展，这是由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特性决定的。     

语丝

哲学也叫“明白学”，不学哲学，天赋再好也不能算明白人。不懂哲学的领导就不可能是一个清醒的领导。我接触过若干个很不错的同志，工作很努力，天赋也很好，就是在这点上不肯下功夫，工作上常常吃糊涂亏、占糊涂便宜、干糊涂事。     

“理性的狡狯”与领导规律

黑格尔哲学中有一个风趣而又富于哲理的命题即“理性的狡狯”（或译为“理性的机巧”）。他说：“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自己并不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小逻辑》第394页）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他把“理念”比作狡猾的狐狸，躲在幕后，让事物彼此斗争，互相削弱，互相消耗，而自己坐享其成：“理念”这个狐狸“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了祸殃——这可叫做‘理性的狡计’”（《历史哲学》第72页）。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时的异同研究--从《费尔巴哈论》文本分析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立者。恩格斯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视角。作为解释者和被解释者的关系，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既有基本一致的地方，也会有所差别，不能简单地把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划等号。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时。在对其革命性的认识；对其“神秘外壳”、”合理内核“理解方面存在着差别，但对黑格尔辨证法的态度则保持一致。     

西方主体性哲学思想历史演变轨迹探析

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萌芽,但那时哲学关注的不是“人”,而是外部世界统一性的始基。主体性哲学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的自身价值不断提高而被提出来的,随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提出,主体性原则成为了哲学第一原则,人的主体性开始觉醒。康德以先验哲学牢牢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来推演整个世界,把主体性原则发挥到了极至。近代哲学既是大张理性、树立主体性的过程,也是主体性哲学走向困境而不断衰落的过程。     

西方主体性哲学思想历史演变轨迹探析

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萌芽,但那时哲学关注的不是“人”,而是外部世界统一性的始基。主体性哲学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的自身价值不断提高而被提出来的,随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提出,主体性原则成为了哲学第一原则,人的主体性开始觉醒。康德以先验哲学牢牢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来推演整个世界,把主体性原则发挥到了极至。近代哲学既是大张理性、树立主体性的过程,也是主体性哲学走向困境而不断衰落的过程。     

寻找传统中的政治智慧

赵汀阳的文集《每个人的政治》，开宗明义“政治哲学如此重要，已经成为当下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哲学’，这变化可以称为哲学的政治学转向”。作者有意将《哲学的政治学转向》作为文集第一篇，使我不禁想起史蒂芬·霍金在其名作《时间简史》的结尾感叹：当今的科学发展已经摆脱了人类想象的空间，但是却找不到终极的答案，     

关于领导哲学研究的再思考

随着领导科学学科建设的加强，领导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开展领导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领导哲学应该研究的一些内容和问题，这对于我们认识领导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人们所指的“领导哲学”，同各种领导科学理论并没有区分开来，     

论圆点领导

本文认为圆点是事物的一种存在壮志，从圆点视角看领导活动，圆即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既是一种领导手段，也是领导结果，当然要处理好圆与方。圆与非圆等关系，从而赋予领导活动以深厚的哲学底蕴，这是颉有创意的。黑格尔曾把哲学史的发展过程，比喻为圆圈，他说：“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余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出一个特殊的规律性和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它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许多圆圈构成的大圆圈”（黑格尔《小逻辑》第56页）这对我们深化此文的观点，或有所禅益。     

谈李光炎领导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维

1990年10月在柳州召开的全国第四次领导科学研讨会上，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学科建设，其中主要内容是领导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以及领导哲学的建构问题。这种倾向的出现，我认为与当时作为会议资料发给大家的《领导活动的哲学思考》(李光炎主编)一书，引发大家对领导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哲学思维的关注，有着密切的联系。     

浅析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从广义上说，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就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传统上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规范地评价那些被认为具有“科学的”身份的理论．“划界问题”就是这个中心问题的一个核心。所谓“划界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标准．是我们能够区别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为了从一般意义上了解划界问题．首先介绍一下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基本看法：     

名人千古事 寄于谈笑间

林彪与朱德的“积怨” 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9月11日，林彪在会上向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放出冷箭：“我今天要给一位在座的老同志提点意见，他是谁?这个人，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说着，他一拍桌子，提高声调：“但这是假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德怀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会场哗然了。     

企业品牌之哲学思考

品牌是企业的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但又不仅仅等同于一栋大楼、一个名称、一个符号，可以感受，但品牌的建立却无固定章法可寻，不可以按照标准化就可以严生品牌．品牌犹如我国古典哲学“老子”里所论“道”一样：“道可道，以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哲学是指导一切学科的科学，因此我想从哲学的角度对品牌进行提炼。作为一个高度概括、对其他应用学科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定义，应该包括如下几个必要的元素：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关系的本质属性。品牌定义按照广告学大师奥格威的说法，品牌是企业和消费者所有关系的总和。但是我想这个概念偏于笼统，我们试看从哲学方式将品牌定义为：品脾是企业以产品或服务为核心，以各种经营手段为内容，努力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     

办好实事为百姓——记刘寨镇崔岗村党支部书记崔国强

崔国强同志是刘寨镇崔岗村党支部书记。提起他，乡里乡亲都会亲切地说：“老崔呀，可真是个办实事的人!”了解他的领导也称赞他：“国强同志上任后，崔岗村的面貌大不一样了!”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

领导艺术是领导科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领导者做好领导工作的一种技能与技巧，它标志着领导者在实际操作中对各项知识综合运用的熟练程度，表现出领导者的胆量、勇气、学识与才能。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赞美的就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     

论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指对全局性的、规律性的、长远性的问题做出重大决策的科学的思维方法。邓小平认为，战略思维是领导者应当具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他告诫各级领导：“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     

马基雅维利领导哲学的利与弊

马基雅维利一生有光环,也有悲哀,以致忧郁至死。他以祖国意大利的统一和富强为毕生奋斗目标,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他主张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领导哲学的基础不是道德,而是权力、实力,是统治者的才智、能力。其实,目的和手段是辩证统一的,道德具有阶级性,"法术势"相结合是我国古代领导哲学的基础,"德、能、勤、政、绩、廉"兼备是我党领导哲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领导哲学有利也有弊。     

深化制度改革 治理官员迷信

现在关于官员从事迷信活动的原因，已有的讨论中不外乎以下几种：信仰（特指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为掩盖腐败行为，祈求神灵保佑；为预测官职升迁或有好官运而问卜神灵或迷信风水。至于如何治理官员迷信，对策不外乎强化共产主义信念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反对迷信，加大反腐败力度等等。     

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周总理秘书对“九一三”事件的回忆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