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缚":古代投降仪式解读

从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礼俗制度等方面考察,古代投降仪式及请罪中的"面缚",其含义既非少数人所说的缚双手于胸前面前之意,也非个别人所说的"系颈或缚首"之意,而是指反训的"背缚"或"反缚",其具体做法是既系脖颈,又缚双臂、双手于身背之后.作为古代投降仪式的一个动作,"面缚"多发生于改朝换代或战乱之际,至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面缚"的使用更加频繁,这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与其他动作一起构成投降仪式,二是单独构成投降仪式,三是用于大臣向国君的请罪,四是成为"投降"的代名词.     

对石达开是否投降的看法

石达开最后在大渡河覆灭,是否投降,是长期以来有争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不同意石达开是投降的看法。有的认为石达开自缚投清营是“为了保护‘三军安全’而宁愿牺牲自己的革命行动”;有的认为石达开是在去清营谈判途中“中计被俘”。他们还向投降说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论光复后台湾民众心态与“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台湾光复，１６个月后，全岛爆发了轰轰烈烈“二·二八”事件。如此短的时间内，何以发生如此大的事件？本文拟从台湾光复后岛内民众心态的角度，来探讨“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一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正式发布了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台湾的受降典礼在１０月２５日举行。中国受降代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日本投降代表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吉利投降。随即，陈仪广播：“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     

"被缚"的女人--浅析《荷马史诗》中的女人群像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多种文学传统的源头。这部人类童年时代的作品一开始就显露这样的端倪:女人是不自由的,女人的“被缚”了。女人的“被缚”可分多种情形,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被缚”女人的塑造对后世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     

歌颂投降主义的三部曲——评《水浒》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学习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再认真读一下《水浒》,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部曾经被人称颂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小说,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革命。它通过大量情节,拼命鼓吹造反“有罪”,投降“有理”,反革命“有功”。它决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而是歌颂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探秘试管里的“生命”：“试管热”背后的风险

今年年初，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这轮生育大军中不乏符合生育条件的高龄产妇。由于年龄、身体、经济等原因，很多人想尽快怀上宝宝或通过试管婴儿一步到位实现双胞胎。然而，试管婴儿并非“神来之手”，如果过于“神化”试管婴儿，把它看作解决不孕不育的“首选”方法，抑或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来满足非正常生育需求，其中所掺杂的伦理、道德问题，则是不正确以及不被接受的。     

《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

通过比较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相关章题与《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家语》存在很多后人改动的痕迹,而《说苑》则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很多材料可以证明,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但《家语》的改动并非出于王肃之手,而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所为。《家语》由于脱胎于“诸子百家语”之类的“说”类材料,因此在材料来源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故而很多内容并非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实录。     

晁盖与宋江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徐志摩论科学与人文

1922年以前,随着历史大潮,徐志摩对科学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科学是“近代物质文明的柱子”。从1922年后期开始,他加入“人文”的维度来考察科学,并开始使用“科学主义”的概念,认为机械主义、科学主义奴缚人类心灵的自由。他相信,要解决“纯粹科学”的形而上品格与“运用科学”的功利性沦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须用道德、人文的“圣水”洗涤科学的“斑点”,以人文之手握住科学这把双刃剑。     

方回降元之文化诠释

阐释方回降元的文化依据.以历史考证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宋元之际文人降元的深层次原因.周密以"人品卑污"评价方回降元,于史实不符.把方回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与时势背景相联系,说明支配传统文人政治行为的儒家处世原则,存在着内在矛盾.从方回降元前后的心态变化,可以看出由宋入元的士大夫文人所具有的循规蹈矩、进退失据的文化心态.方回降元是陈腐的南宋文化的必然结果.     

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人犯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移交制度有别于国家间的引渡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各国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移交合作的过程中,既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国虽然尚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但也可能会遇到与向该法院移交人犯有关的合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了解移交制度基础上,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研究我国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对策。     

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

北魏离散部落开始于登国元年(386),即《魏书·官氏志》“登国初”的记载是可信的。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没有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离散部落不仅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元明玉萧女故事演变分析

玉箫、韦皋两世姻缘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时已广泛流传,多种笔记小说中有记载。随着故事的流传,许多剧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明传奇《韦凤翔古玉环记》、《玉环记》、《鹦鹉洲》,清传奇《玉环缘》、《玉指环》等戏曲作品。元明间的戏曲作品中,玉箫、韦皋形象不断演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柳宗元诗文中的湘方言词笺注五例

柳宗元谪居湘浦,愁肠百结,孤愤难遣,写作了大量诗文以托物咏志,发抒心中块垒。他的诗文中常常使用一些方言土语,后世读者往往不明其意,而作雅言通语而强为之解,失之甚远,现选录几则试析之。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背景分析

厘清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关税自主的历史背景 ,是正确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活动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活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的 ,既有内部因素的能动 ,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客观上存在着必然性 ,在主观上则存在着积极的动因     

宪法政党条款的分析比较

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规制政党的活动,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涉及政党问题的条款。这些条款从其性质来说可分专门的政党条款和非专门的政党条款,前者是为规制政党而创设,它构成各国政党活动的根本准则。宪法中的政党条款既有许多共性的内容,也有一些独具国别特色的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的政党条款存在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