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

清代中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代表了清代具有自己调和特点的诗学理论,其中显示了清代诗学的文学史观。道义格调、个性才情、学问修养大致是清代学人思考诗学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也形成了他们对诗史的观照特点。“唐宋之争”、“古今之争”等一系列对文学史看法的争论,往往都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     

“重写文学史”观察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写事件,使文学史写作不断被"问题化",文学史写作的维度不断丰富、视野不断开阔,总体呈现出从一元化叙述走向多元化差异性叙述,从总体性叙述走向结构性、关系性叙述的趋势。随着各种文学史叙述之间的交会与碰撞,各种历史叙述框架的闪光点与局限性都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学界当从这种比较中树立反思的维度与能力,从而推进一种更加科学的文学史叙述的发展。     

"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学审视

“重写文学史”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系统最为强势的话语行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著。它们从诸多方面体现了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为 2 1世纪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文学史书写中的通俗文学地位论辩

有关文学的观念,尽管莫衷一是,但崇尚文学经典却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悠久的、勿庸置疑的传统。而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又与文学史的书写息息相关。通俗文学在文学、文学史的强大的"万有引力"之下,向来被认为"不是文学",一直难于以其应该拥有的正常姿态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文学形态多样化已经成为事实的当下,我们对于通俗文学除了应该进行审美的观照之外,更应该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以见出其独有的价值。     

沟通: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建设的必要一环

当下,中原主流文学研究领域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相互隔膜,二者基本上不相往来,交流异常匮乏,主流文学研究界对民族文学研究的了解微乎其微.忽略了文化多样性的旧有观念,其危害有二:一是容易滑落于文化一元化的陷阱,在考察文化及文学时偏离客观,偏离科学.二是可能把一己民族价值观当作唯一合理的诉求,无意间诱发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利益的因素.有必要向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发出呼吁,倡导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学术界与传统的主流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是普及这一史观的必要一环.人们有责任营造更多有利于沟通的桥梁涵洞,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成为学界的本能信条而努力.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意识形态"(Ideology)的流转

从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开始到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术语,就与文学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特拉西发明的语言符号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前苏联意识形态文论到中国意识形态文论,又从意识形态文论到审美意识形态文论,就是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一种知识谱系发展过程.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作一个谱系学的考察,有助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对当前文学状况的思考.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兴衰发展——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时序>篇是刘勰文学史观的专论,在他看来,不同时代的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兴衰有重要关系,而各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又与历代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分不开,这就是"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枢中所动,环流无倦"的文学史观.刘勰将文学的兴衰发展最终归于政治因素,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批评史的意义

今天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以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中生成、演变而来的。因此,研究批评史并不是额外附加的一项任务,而是研究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必然要求。不懂得批评史,就无法真正深入地研究文学理论。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问题,惟有从批评史的角度去考察,才能获得比较深入的认识。     

意识形态语境中“主导”和“主流”的辨析及启示

在意识形态研究中,把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等同替代、随意混用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了不少认识困惑。从学理上辨析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联系、区别及其表现形式,有利于深刻认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拓展意识形态建设空间,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权和话语权。     

文献视野的《中国小说史略》考辨及其引申

文献资料是编写中国小说史的基础支撑。从文献资料的来源来讲,梳理现存历代官方藏书、民间藏书、考古发掘、域外汉籍等途径的文献资料对于重新认识和梳理古代小说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从价值层面重读《边城》

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小说,小说主人公翠翠是作者理想的凝聚。然而翠翠是由自然养育的赤子型自然人,在经历了爱与死之后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面对生活。她的命运也昭示了作者深层的价值迷思。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大的变革，这给当　时文学史的编写带来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非常博杂，近似国学　史。而二三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多持“纯文学”的观念，集中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上，更能显　示文学的艺术特性，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矫枉过正，也存在着论述范围过狭的弊端。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简论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支点,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才导致了理论界对文艺本质的不同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当然可以赋予意识形态以新的理论内涵,但却不可以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结构。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学说的考察,正确理解和把握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