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文赏析(二十二)

<正>原文: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出处:《读通鉴论》卷八,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关于治吏宜严、养民宜宽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出了治吏和养民应有不同的伦理态度及其彼此并行不悖的治政理念。治吏必须从严,否则官吏就会恣意妄为,不仅损害百姓利益,而且动摇执政根基。所以,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使其心中有江山社稷和国法百姓,勤政为民,清廉自律,这是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严以治吏不止是"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更重要的是"严之于上官"。严格要求下级官吏,严惩下级官吏的     

唐代官刑论

中国自古以来的“鞭作官刑”的古训,一直是封建时代惩艾官吏失职违法的不易警言。自东汉诸帝杖罚郎官、九卿之后,出自皇帝特旨的鞭杖朝士的事例,在历朝均屡见不鲜。与之相伴而行的各官署官长杖罚僚属的事情,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在有的时候更给以特别的提倡。但随着对官吏杖笞之事的制度化,尤其笞杖刑在刑种上被纳入五刑之后,这种官刑似乎被泯灭了治官的纯粹性质,既难以与对百姓施用的笞杖刑相区别,又难以与对官吏适用的徒流刑划一条明显的界限。因此,对作为古代治官,治吏的一种重要手段的官刑,仍有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本文仅就唐代施用于官吏的笞杖刑,作些探讨。     

中国古代的官吏监督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要保持吏治清廉，除了要注意官德建设、制度建设，使为官者“不想贪”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使之处于经常、严密的监督之中，使之“不能贪”、“不敢贪”。注重官吏监督，是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古代廉政建设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中国古代廉政建设同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中国古代对廉政问题的做法和思考，对当代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浅议中国封建制法律对贪赃罪的惩治

贪赃枉法,藉权行私,循胥朋比,图取货赂是封建官吏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上较有头脑的君主和政治家鉴于官吏贪滥酿致政治腐败,民心离散,政权覆亡之祸,均试图立法治吏,兴廉去贪,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本文以唐、明律为主就贪赃罪的惩治问题略作剖析。 一 中国封建制法律所说的“赃”,泛指用贪污、受贿、馈送、盗窃和其他非法手段所得的财物。西晋律学家张斐注《泰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官吏贪货利之财者,谓之贪赃。从狭义上讲,贪赃亦称“受(目求)”,“受财”。“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玉裁注云:“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目求)。”即指受贿、行贿而言。 《唐律》首次把“盗”和“赃”并列,提出了“六赃”的规定。《唐律·杂律》云:“赃罪正名,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明律》为监守盗、常人盗、枉法、不枉法、窃盗、坐赃。 根据唐、明律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吏的贪赃行为分为如下四类。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腐败与廉政初探

反腐败与廉政建设,是每一个政权上台伊始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这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古来统治者都懂得:“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所以每个王朝无不严明吏治,严惩污吏。已故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考察历史后得出结论:“古者吏之恶不仅臧私(贪污)然虐民之事,究以由贪取而起者为多,故绝臧私,实饬(整治)吏治之大端也。惩臧私之道甚多,严法初非治本之计,然急则治标,严法亦不容缓。” (《吕思逸读史札记·惩臧私之道》)唐朝,有不赦“官人枉法受财”的律令,并规定:诸监临、主司(承办案条)受财而枉法者,受财布匹十五匹,即处以绞刑(《唐律疏义》职制第49件)。明太祖朱     

新兴官僚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政权的资本化和部分资本的官僚化,新兴官僚资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其中,官僚制或行政集权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官文化或官僚政治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如何防止政权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以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克服官文化,以公有制经济克服官僚资本,以民主法制克服行政集权制,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就成为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环节,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

<正> 明初朱元璋建国以后,曾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它的声势之大,影响之深,为历史上所仅见。认识这次斗争的动因、目的,分析这次斗争的成绩和缺点,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在今天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一这场大规模的反贪官斗争的起因,应该追溯到元朝末年政治的腐败。《明太祖实录》中曾简要地叙述当时的官吏情况说:“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薄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到临事,彻(?)政(?)狱,大为民害。”朱元璋早年在民间流浪,历尽艰辛。他当然目睹贪官污吏的奸恶,肆虐百姓,并亲受其害,因而形成了他嫉恶如仇的思想性格,对害民的贪吏早就恨之入骨。有人曾分析说:“盖     

新兴官僚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政权的资本化和部分资本的官僚化,新兴官僚资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其中,官僚制或行政集权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官文化或官僚政治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如何防止政权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以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克服官文化,以公有制经济克服官僚资本,以民主法制克服行政集权制,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就成为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环节,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论明中后期以来的捐纳与官吏之考核

文官考核制度是明代政治制度一项重要内容,形成于洪武年间.然自明中后期以来,官吏考核渐流于形式,文职官通过捐纳免赴京考;罢免之官可捐纳复职或冠带致仕;吏员通过捐免考缩短历事时间,或直接获取出身等.这固然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捐纳的影响不容忽视.     

试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咸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官贪吏虐,政治黑暗看作是“致乱之源”,从而一方面极力主张“严以驭吏”,“肃清官吏之路”;另一方面也主张“宽以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郭氏后期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论胤“有治人,即有治法”的吏治思想

"有治人,即有治法"是胤法律思想的闪光之点,亦为其吏治思想的主要表征。胤具有一套娴熟的驾驭官吏的术治思想和方法。在思想上,他认为,治国安邦更应依靠人的力量,即使有好的法律也需恰当的人来推行,故应整饬吏治;在方法上,他采取"清查亏空,耗羡归公,惩办贪官"的澄清爽治的措施。同时,采取"量才授官,不限成例"新的用人制度,重用有才能的官吏,摒弃庸懦之员。这些思想对于整饬吏治、建设良好的官吏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的诉讼之学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人们的诉讼大都凭官吏来决断。虽然朝廷对州县官吏的审判活动执行监督,但因官贪吏奸,被冤之民很难得到法律的帮助。至宋代,由于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人身权利的相对扩大,人们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开始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江南民间出现了“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的诉讼之学。同时,也产生了专以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以及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之人,这是中国诉讼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笔者就此问题初作探讨。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杨杭军清代沿袭前朝漕运制度,通过漕运将江南八省漕粮北运京师,以保证京师及北边军政方面的粮食供应。但“法久弊生”,特别是乾隆之后,为“天下之大政”的漕运制度,已尽“为官吏之利薮,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说者皆...     

五四精神的倾斜

为“五四”时期先哲们所热切呼唤的德先生再度迈入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前厅时,尴尬地面临着这样的情形:作为主人的政治家对他还沉吟不语,理论家中就有人叫道:“请出去等着,先生,我们要先迎接你的养父新权威主义.”中国理论界不久前对于“新权威主义”的倡说或争议又一次表明,自七十多年前迄于今     

以史为鉴,拓宽廉政之路─—评《中国监察制度研究》

在目前强调依法治国、高度重视廉政建设的重要时刻，一部特色鲜明的、系统研究我国历代监察制度的著作面世。由知名学者关文发教授和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于波同志主编的《中国监察制度研究》（３７万字，以下简称《监察》）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正式出版发行。监察制度，无疑要落实在监与察之中，其目的就是要整饬法纪和吏治，达到廉政和惩治官员的贪与腐。由于国家政权的建立，便必然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吏队伍，这些官吏代表国家和政府在各级政治架构的各个环节和层面行使其法定权力。在基本要求上，官吏必须奉公守法，清廉…     

论汉晋时期的"厚禄养廉"思想

低俸薄禄是汉晋时期的普遍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官场腐败。为此,汉晋时期不少人提出"厚禄养廉",认为薄禄会导致各级官吏不廉洁和低绩效行政;厚禄会促使官吏廉洁奉公、抵制腐败。虽然"厚禄养廉"思想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但其从人性、人欲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官吏的腐败问题,将物质生活的充裕与道德水平的提高相联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积极意义。     

廉者表 贪者贼——读包拯《乞不用赃吏》

被世人誉为“包青天”的包拯在其《乞不用赃吏》一文中道：“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喊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之众,而赃污抛发,无目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辈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     

五经一贯于礼讲义

蒙读讨论社会新生活及平议诸书窃叹世变日剧有心君子所为深尤远虑也。自辛亥改革以来。官无限制。民力凋敝。新思潮愈激。阅社论俞君恪人治官之治一章。药石之言。未知当道果能采纳否。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中国前途。鲜不为波印之续。蒙于诸君子无能为役。亦欲釜底抽薪。挽回末俗。曾述礼为人道立极说。语焉未详。请申其说。中国自有文化以来。积为诗书礼乐之教。其开化也千圣百王。其集大成也厥惟孔     

甘汝来夫人之俭德

我去年写《甘汝来妻》短文,今年四月长春《史学月刊》为我刊出.甘公官至尚书、而妻子自在院中缝衣,旁无婢仆,可见乾隆时期大僚家庭之寒俭,殊出后人想象之外.前文太简,兹更申述之.清自康熙以降,皆奖励清廉为全国倡.我在《瑾户录》里据康熙十九年起居注及《西巡日录》写过一则,涉及倡廉.当时议论到仕宦人家的贫富,康熙以为廉不廉不在于贫富,而在于其人之居心如何.可谓一言中的.然即在康熙时,已不能遏止贪风,雍正嗣服,严刻过于其父,虽略嫌偏激,然其勤政精神能贯彻到最后,故康雍到乾隆早期实为清朝隆盛时代.乾隆上承父祖,亦称善述,但他武功赫奕,遂自诩为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