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大片"的起点、拐点与落点

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卧虎藏龙>探寻出的一条中国电影国际化的出路,激发了中国电影界中国式"大片"的创作热情.自张艺谋的<英雄>开始,这类影片不断涌现也争议不断.纵观其发展历程,中国式"大片"经历了初创时视觉追求的偏颇和发展中内容至上的转型,并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时代精神、秉承民族传统文化、追求人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     

曲折中前行——作为政治策略的"孤岛"时期古装片

上海"孤岛"作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夹缝中的灰色地带,一直以来都被冠以了一种特殊而又暧昧的身份标识,对于彼时彼地的电影生产与传播而言,更是一道令人称奇的风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孤岛"时期古装片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民族主义精神巧妙地融入文本内核中借古喻今以抒发爱国精神.这种文本实践方式依托于"孤岛"特殊的文化气候,是在商业与政治的合力下生发的,并且由于政治、阶级和身份的差异使得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孤岛"影人以及电影商人在内的古装片生产群体在表述这一政治策略时有着些许价值判断上的偏差,但最终这种多方合力下的政治策略成功地在电影叙事中建构起民族主体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想象的虚构".     

华语商业电影跨境传播中文化资本与产业资本协同机制研究

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华语商业电影的跨境传播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可始终兼顾到个人文化教养与集体文化偏好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电影产业中非物质化的精神特质与物质化的产业特质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较为清晰地观察到华语商业电影的跨境传播,首先带来的是多元华语文化自身的融合与创新,然后是华语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同质与异质并行不悖的"双重编码"。能否在"双重编码"的同质化过程中确保必要的源文化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倚重于华语文化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能否产生并有效保持协同效应,吸引更多在多元文化资本积累上具有优势的影视专业人才,和在纵向一体化及产业规模上具有优势的影视企业,共同来发展和传播华语电影。"合拍大片"和"香港导演"作为现阶段华语电影跨境传播的两大表征,体现的是全球化语境中华语文化符号的真实生存状态。本文基于文化资本理论,以规模化制作和经营合拍片的华语电影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跨境生产能力和跨境传播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华语商业电影跨境传播两大表征形成的原因,以及华语商业电影文化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协同机制。     

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中的审美嬗变——以《红高粱》为例

《红高粱》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化。在两次传播的经典化中,由于叙事媒介的不同,其叙事话语、审美视角、审美方式等均发生了嬗变,呈现出差异化的审美特征。在从小说到影视的文本转换之间,"红高粱"这个"元故事"在不断的改编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事实上完成了对文本的一次艺术重构。     

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的文化阐释

不同的民族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体系体现出文本意义表述的不同方式.本文从语用学的顺应论入手阐述了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在语言结构、心理世界和语境关系顺应层面的个性化文化编码选择,通过现象学的主体间性哲学观论述了文化差异对文本意义理解影响的认知策略以及文化融合的跨文化传播原则.     

微信传播与电影竞争力的增值路径

在全球媒介发达的当下,任何国家的电影都处于世界市场体系之中,电影竞争离不开借助传播渠道、实现意义增值的维度。韩国电影即是借助网络、手机等融媒体、移动媒体传播的成功案例,形成席卷亚洲的"韩流"现象。这对于急欲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当下中国电影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媒介发达的当下,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同等重要。在手机这一移动媒体中,微信已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说来,微信的"熟人与半熟人"的特殊状态制约了传播内容,其中的实用信息与情感交流、公共交往、资源共享等错综交织;微信传播要求选择正能量的社会信息、符合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具有适当深度以及艺术形式明显的电影文本。     

中国大陆电影现状及其软实力提升策略

中式大片的发展时间短暂,尽管成绩值得肯定,但同国外大片的差距明显.中国大陆电影软实力的提升策略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应当致力于强化影片主题的美学化处理,加强中国电影美学传统的传承和开发,加强电影制作技术与文化品位的探索.建议调集电影剧本创作的最强阵容去研究和实践,加大中国电影对外推广和传播的政府扶植力度,将电影的"文化折扣"变为文化优势,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电影的外推模式.     

好莱坞电影与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文坛的异军突起被人们誉为"横空出世",这"横空出世"与好莱坞电影有密切关系.至1930年代,观看好莱坞电影已成为上海市民难以或缺的文化生活方式.张爱玲的出现及时填补了抗战爆发后好莱坞电影退出上海后市民文化的空白;抗战胜利后好莱坞电影的卷土重来也使张氏失却原有的辉煌.张氏的创作之所以能替代好莱坞电影缺席后的位置,是因为其文本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张氏创作不同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表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什么"和"怎样化"

"化什么"和"怎样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在"化什么"的问题上要提出具体化的内容设计,按照"要精要管用"和"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做好文本选择工作,做到明确标准,有所选择,突出重点,列出"菜单";在"怎样化"的问题上要转变思维方式,变以往的"灌输"为"传播",大胆借鉴文学传播、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影视传播等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实现传播方式多样化.     

彝族火把节的"文本"重构与文化表征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传统的盛大节日,其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表现出地域性、时代性、变异性等特征.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彝族火把节形成了两个内涵与意义各不相同的节日"文本":在乡间,有一个表征彝族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生性"文本";随着现代旅游文化向民族地区的挺进,这一"文本"由当地政府"搬演"到城市中,重构出一个新的火把节"文本".这一新"文本"的构建既深刻地表征着文化客体(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心化漂移",又表征着文化主体(彝族社会)的文化自觉,因而火把节成为了一个极富包容性的符号象征体系.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