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的私家刻书群体特征及其文化贡献

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家刻书群体,取得了较大的刻书成就.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特征主要有:其一,家学渊源的世家望族,造就了一批私家刻书群体;其二,官宦学者、名宿乡儒是私家刻书群体的主流;其三,刻书家群体的出版理想与文化追求促使刻书家群体的崛起.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的文化贡献主要有:一是搜求、辑刻、保存古代典籍,传承学术文化;二是创作和传播优秀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发展;三是精刻细雕,改进提高刻印技术,促进了出版业和印刷业的发展.     

略论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及其类型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也因为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南宋浙东各地刻书业之间,无论刻书主体抑或所刻书籍,均颇具地域特征,并大致可分为以越州、婺州、明州为代表的三大类型。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期浙东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面貌。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宋代宁绍地区的藏书业

宋代宁绍地区藏书业在前代基础上得到快速发展,不仅政府藏书和州、县学藏书丰富,而且出现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私家藏书业发达。宁绍地区藏书有其特色,不但藏书家多,而且出现承沿数代的家族藏书。更有不少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宁绍地区公私藏书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是经济繁荣,造纸、刻书业兴盛以及教育事业发达。     

宋元时期绍兴地区文人群体的教育活动

宋元时期,绍兴地区文化发达,文人群体活跃。他们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地方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绍兴教育的兴盛与发展,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群体价值观念的新趋向。     

略述宋元时期安徽刻书

文章略述了宋元时期安徽刻书业的发展概貌,从官刻和私刻的两个侧面,揭示出宋元时期安徽所刻图书的种类、数量及传世状况。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成为影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地方官秉承清廷改抚为剿的政策，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希望以此促进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晚期私坊刻书业研究

随着明代晚期市井文化的勃兴,新的读者群的出现和不断壮大直接导致刻书者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而改变出版方向,进而转向以刊行通俗文学类的书籍为主,以便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个书坊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不断地在刻印技艺上求得突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私坊刻书业的发展和兴盛,同时也积极地推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革新。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黄丕烈的藏书、读书治学及刻书

从嗜书痴绝 ,收藏宏富 ;博览深究 ,成果丰硕 ;勤于刊刻 ,流布有功三个方面写出了清代乾嘉间的黄丕烈在藏书、读书治学及刻书上的杰出成就     

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

宋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家刻本与官刻本、坊间刻本三者成鼎足之势。家刻本对文化的贡献有裒辑文化典籍、传扬尚文之家风、促进私人藏书的发展;对版本学、目录学的形成及发展,亦有贡献;宋代家刻还出版了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由于家刻本重视质量,成为后世珍贵典藏——宋版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中韩文人学士之间的友好交流

18世纪的中韩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往来于两国的使节活动进行的。尤其是从18世纪后半期,朝鲜朝“北学派”的文人、学者,以使节团随员或检书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直接同中国文人学士接触,并通过笔谈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坦诚的交流,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回顾18世纪中韩两国文人学士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对21世纪中韩文化交流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欢声和哀曲——钗黛形象在清代的影响研究

清人对钗黛形象的理解与改造主要存在于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和子弟书当中,这些作品对原著中的钗黛形象的理解和改造表现出乐观与悲观两种倾向,对《红楼梦》这种的接受状况渊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丰富和发展了清代后期的文化艺术。     

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的名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是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通过研究清代荒政，从正面揭示出官僚制度的价值，并给予清政府以极高的评价。本文依靠国内学者关于清代荒政的研究，对其核心资料《赈纪》的使用、救荒实效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着重就其对粥厂认识的错误予以分析，并指出这种错误主要是在分析传统中国问题时，应用国家一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所出现的问题。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     

晚清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地域因缘

围绕着学海堂聚合起来的学海堂文人群体,确立了新的身份认同与主流文化圈的构成,象征着晚清广东学术格局的新变。在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过程中,地域的纽带是铺展和联结起这一群学人最为天然且坚韧的因素。考察学海堂人的籍贯、师从、交游等,归结出地缘、血缘、学缘这三个基本的因缘关系,探析地域机缘生发的牵绊对于学海堂文人群体聚合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借此一窥晚清省城学术文化生态的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