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强化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力的重大举措和基本经验

强化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力举措之全之实为前所未有。这主要呈现于制度的优势、地位、体系、法律功能、价值导向、科学建设及其执行的责任制度、监督问责制度、体制机制、技术财力、队伍建设、教育环境、国际背景等诸多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力影响因素维度之中。强化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力在认识和实践上也积累了丰富而鲜活的经验,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是根本保证;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首要前提;党政领导干部带头执行生态文明制度是关键所在;多元激励生态文明制度执行主体是动力保障;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执行合作机制是重要支撑;加强生态文明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是必要基础。     

我国环境问责制度建设中的"党政同责"理念探析

"党政同责"理念的提出拓展了中国环境问责的主体对象,改变了中国环境监管体系的格局,是当代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重大创新;"党政"的具体指向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两套系统及其领导成员,"同责"的内涵要义是"共同承担责任"而非"承担相同责任"以及责任承担的类型包含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指出中国党领导政府的政治体制现状、政府内部分工的体制问题和法律规定中党委环保职责缺失等因素,有必要将"党政同责"理念纳入环境问责制度建设之中;根据当代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建设情况,可以从建立职责清晰的党政环保责任分工体系、健全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强化环保督察的巡视力度和严肃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追责制等方面探讨"党政同责"理念的实现途径.     

无缝隙行政问责运行机制的构建研究

无缝隙行政问责既要实现行政问责启动、执行和救济三个机制的无缝隙对接,也需要对行政问责启动、执行和救济全过程的无缝隙监督。因而,无缝隙行政问责机制建设包括行政问责的启动机制、执行机制、救济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内容。构建无缝隙行政问责运行机制,其问责启动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问责执行要以政府绩效考核为前提,问责救济制度需要与问责效果考评制度相结合,问责监督应借助网络平台实施全过程监督。     

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形成机理与实现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对政府官员政绩优劣与高低进行考量的问责机制.政府绩效评估内含着问责意蕴,主要体现在其追求顾客至上、结果为本和责任行政等理念上.政府绩效评估通过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以形成问责导向,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整合问责资源,通过贯通政府执行过程以统合问责内容,通过巩固政绩合法性以提升问责效益.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和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是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机理与强化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功能的主要途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制度探析

党的干部选用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就是规范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制度存在设计难点和操作偏差。规范这一初始提名制度,必须强化组织部门的主体作用,实现工作机制上的六个转变,科学设计具体的操作路径。     

改革开放四十年干部问责制度：历史图景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公共管理深层次变革,干部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恢复以目标责任为中心的传统问责制度、构建以突发事件为重点的风暴问责模式、健全以履职过错为核心的常态问责体系和探索以作为担当为要素的全面问责制度四个阶段。特别是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干部问责形态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问责形式从应急走向常态,问责场域从行政领域走向党政工作领域,问责事由从过错问责走向过错和无为均问责,问责制度正发生深刻变化。纵观四十年变迁历程,干部问责制度塑造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有效行动力量,开拓了符合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的干部管理体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干部责任管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     

新政新规

免职一年内禁任原级别职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高官问责：制度逻辑与改革模式——基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多维比较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发生于相近的历史时期并有着相似的改革称谓,但就其制度逻辑和构建模式而言,却表现出若干迥然不同的改革思维与演进轨迹。中国内地的高官问责制度是危机应急举措的产物,聚焦于行政责任追究机制的单项推进,以领导干部、尤其是行政首长做为主要问责对象,旨在藉此重塑官场文化、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本土自创形式的行政体制改革;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则是以14位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员做为问责对象,旨在通过程序化的问责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启动一场政制层面的改革,以此维护公务员的中立原则、平衡政治系统的利益分歧。     

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高校院（系）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现实意义,其实质是党政＂共同负责＂,这是我国高校内部领导体制的理论创新。而目前在一些高校党委和院（系）对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认识和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迫切需要高校党委和院（系）达成共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构建党政耦合机制、党政共管机制、制度约束机制、运行保证机制等四种运行机制,落实和保证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顺利实施。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审计问责:立法应当先行

审计问责是“后审计风暴”时期的一种制度期待。现行审计制度无法彻底解决审计问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问责立法将可能很好地清除审计问责的主要障碍。问责立法是可行的；问责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涉及到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权力、问责管辖、问责程序和问责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事项。问责法律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依靠行政规章的完善和道义约束的强化，三者联动，效果更佳。     

关于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模式的思考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模式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孕育、初步形成、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现行的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模式为优秀人才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于加强新时期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改革和创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行考任分离和资格分类审查,提高公选笔试的科学性;实行结构化情景模拟素质测评,增强公选面试的科学性;建立考官职业资格制度,提升公选测评的科学性;构建立体化的考察体系,确保公选考察的科学性.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问责官员无序复出:一项制度视角的研究

当前中国,官员问责方兴未艾,而问责官员无序复出也愈演愈烈.问责官员无序复出的原因,既有我国官员复出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也有复出制度执行存在偏差问题.为充分发挥问责制度该有的作用,必须对问责官员的复出从复出原则、复出条件、复出程序、复出时限、复出职位等方面进行全面、严格、细致的规范     

以十八大精神为引导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科学发展观与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新的部署,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克服实践中错误的政绩观,树立和强化正确的政绩观。为此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机制建设,包括健全完善的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教育机制、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公共权力资源合理配置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

行政问责制可望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要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框架,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严格划分权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中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与跨文化比较

本文旨在建立中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模型,并探索可能的中西方差异。通过系统总结基于胜任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国内外的研究和应用情况以及经验和教训,明确了开展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胜任特征研究的原则和策略。通过对近6000名党政领导干部的访误、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构建并确认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模型,由工作能力、自我约束、政治素质、领导能力、学习能力、协调能力和以人为本等七个维度构成。与西方管理者相比,中国党政领导干部更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但相对忽视处理实务的能力。文中还对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高职教育质量问责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教性”和“职业性”特点决定了高等职业院校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的优先利益相关者是学生、政府、教师、企业和社区.我国职业教育问责模式存在的问题有:政府评估不够科学,过分强调量化指标;中介组织的认证缺乏约束力和影响力;学校内部教学督导只“督”不“导”,基层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被忽略.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问责制度,需要由单一的以政府为主的行政问责模式转换为以利益相关者为主的社会问责模式.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问责的实现路径首先要深化政府评估方式,注重“增值”的质量评估;其次要建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内部问责机制;最后要构建第三方专业化评估机制.     

建邺区：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

由区纪委、监察局牵头制定《建邺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已经下发实施。该规定突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适用范围。明确全区科级以上党政干部适用本规定，对区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区各直属单位科以上干部、区管学校校级领导班子成员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