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体行使公权力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纠偏机制,社会团体对公共职能的承担和对公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社会团体行使公权力现象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日渐突出,主要包括:权力来源问题、权力的行使界限以及负面效应的克服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希望有助于社会团体自身的良性发展和公共行政改革的进行.     

公物的二元产权结构——公共地役权及其设立的视角

公共地役权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并用以对抗第三人而要求私法财产权人持续承担某种负担的权力或权利,可以在私法财产上通过强制命令、行政合同、捐赠奖励等方式设立.从这一视角看,公物上可以同时存在公共地役权与私法权利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前者服务于特定公共利益,由作为公法物主的行政主体或公众行使;后者服务于供役人私人利益,由作为私法物主的原始财产所有者行使,但前者优先于后者并排挤后者,因此,私法物主的私法财产权只在不损害公共地役权的范围内才存在,因而是一种"剩余财产权".     

宪法责任的法理逻辑探析

全面认识宪法责任对于宪政实践十分重要。宪法责任是社会主体违反宪法产生的必然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具有现实性。宪法责任的法理逻辑决定了宪法责任的本质与价值。主权所有者和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分离是宪法责任的前提,人性和权力的二重性决定了宪法责任的必然性,法治实践是宪法责任的现实基础,保护人权是宪法责任的终极价值。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主人地位和作用的实现形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还只能在总体意义上行使所有者主权。劳动者在与生产资料结合时,并不是主人与其所支配客体的结合关系,而仅是以企业劳动者身份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动者对生产的具体管理,主人权力的行使,只能通过间接的形式实现。     

明晰土地产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内容.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普遍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占地规模过大、滥设开发区、违法批地用地等.造成中国土地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晰:一是国有土地所有者虚位造成各级政府都有权行使所有者权力;二是政府使用土地的收益大于成本造成使用土地资源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三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使农民无力保护耕地.因此,明晰土地产权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必须重塑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使土地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晰农地的产权主体,真正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行变革,才能防止各级政府滥用土地,才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共理性在社会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公共理性是公共权力应用的理性基础,以人为本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乐清事件作为公共事件,再次暴露了当地政府管理的公共理性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缺失。这种缺失在于制度的缺陷和习惯势力的作用,在于人际信任的缺失,造成转型时代的管理危机。要对缺陷制度和习惯势力进行变革,必须束权养德,加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程序和规范;以人为本,敬畏民意,实施宪政民主,使法律成为每个人的挡箭牌;通过法治文化建设,重塑文化和伦理秩序,建立人际信任;创新社会管理,有效约束公权力,提升公信力,实现公共理性在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对社会网络视阈下权力寻租现象再研究

对于"权力寻租"现象的分析,学界多集中在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寻租者思想道德素质败坏、法律法规不完善与缺位等方面。在以往诸种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中的关系、人情、社会网络、社会设置以及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探究权力寻租现象,应采取的治理举措为:弱化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加强社会监督控制力度,建立权力拥有者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优化社会设置,铲除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土壤;加大寻租的交易成本,使寻租者无机可乘。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职能探讨

当社会资源主要由市场系配置而不是行政权力和计划时 ,当政府不再是大多数企业的所有者 ,全民所有也不再作为体现崇高政治理想和阶级路线正确性的惟一的美好的所有制形式而存在时 ,政府像从前那样直接管理社会经济的依据 ,就已经从现实的逻辑上彻底消失了。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的供给、保护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保证宏观稳定、限制溢出负效应、提供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公共教育是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传统体制的弊端就在于由于制度约束 ,政府无奈地管了本应由市场来解决的问题 ,从而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和人民福利损耗。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阈中公共权力制约的困境

实现公共权力的科学运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从权力的官僚化、伦理政治化和民本的虚位性的视角,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联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制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组织中的权力及其运行分析

组织中的权力体系及运行,直接决定着组织效率的高低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权力作为一种施加影响的力量,在一定的组织内,表现在影响力、组织权力和权威这样三个不同层次上.组织中的权力体系是一个层级递进、权力效用逐级集约的体系,其最高层是权威,其次是组织权力,最底层是影响力.为使组织权力的有效行使,应采取的基本策略为:合理进行组织设计,使组织机构既权责分明又富有弹性;合理授权,促进组织权力的运行取得理想的效果;加强教育引导.使组织成员内化组织规范和权力的运行规则.     

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权力的两重属性及其归宿

本文试图从私人性和公共性角度来分析公共权力的属性,并探讨公共权力的合法归宿。本文认为公共权力的私人性是公共权力的主体依赖性特征,它具有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倾向,这一倾向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支配,成为控制性权力,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本质,并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宪政视角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

(一)宪政理念下的监管权力与受刑人权利宪政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在西方传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理念中,国家权力的势力范围仅仅限于政治国家领域;对于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市民社会中的自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就是多余的、非法的.这样,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逻辑划分,在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划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区分.在宪政理念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一种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首先要防止和避免国家权力的侵犯.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威胁者.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人们通过制定宪法达到规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之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达成的政治契约,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     

新闻舆论监督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新闻舆论监督在传达人民呼声、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促进以法治国、遏制腐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能起到其它监督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党的领导、社会稳定、正面宣传为主以及其它监督等方面的关系,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监督的水平。     

反对腐败的政治学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在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的性质。腐败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破坏政治关系;阻碍或破坏政治过程;阻挠或中断政治发展;毒化社会政治心理;瓦解和动摇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标本兼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制约机制的建设     

警察权的实现与公民精神的培育

警察权是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权力。它一经诞生,就进入了一个不断演变、发展、扩张、渗透的过程,无论怎样变化,警察权在总体上作为一种行政执行性权力的性质没有改变,而且是非常直接地作用于公民的日常生活及其相关权益。因此必须从警察权的来源分析了解警察权的构成因素,不仅追求警察权实施的表层次的效果,更要实现其追求的深层次、长远的法律秩序构建。以法律形式明确警察权的内容界限及其行使的法治性、公开性、公正性、服务性、应急性。确保警察权实施满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管理和救助服务等现实性需要,更为保障人权的职能协调发展,培育适应法治社会的公民精神,引导社会公众自觉主动参与公共秩序维护的法治进程中。     

信息管理行政权规制思考——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现代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对公民信息实施公共管理,需要对行政主体的信息行政权予以规制.与信息有关的行政权力与责任没有配置到行政组织的确定岗位,会导致行政组织这一权力载体的法律规制缺位,进而使行政机关行为失范,法律关系紊乱,监督机制无法发挥功能,这是造成目前户籍管理改革难以推进的制度上的重要原因.行政组织应当适应和充分运用信息化社会的条件,按照分权理念,大胆向社会放权,向组织下层移转事权,同时加强行政监管与法治监督.     

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预设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不仅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而且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传统相关.民族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思维空间.中西方在公共权力制约上不同的路径选择,隐含着对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观念预设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限制的内在循环,并使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一并呈现出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