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意境刍议

中国诗歌、绘画和书法都讲意境。所谓诗画意境,按人们通常的说法就是“情景交融”,即认为意境就是诗、画中所描绘的情景交融的生活画面;或者说,诗、画所描绘的画面如果情景交融,那么就有意境。例如著名画家李可染在《山水画的意境》一文中即认为“意境就是情与景的结合”。其实用“情景交融”来界定意境恐怕是不严密的,因为有些作品虽然情景交融,但并没有什么意境。     

王学仲的现代文人人物画

中国艺术界,非常重视王学仲对于中国书法的贡献,但很少提及他的绘画作品,更绝少研究他的现代文人人物画。笔者认为,王学仲作品有别于传统文人画,也不同于数年前中国流行的新文人画,而是自成一体,可谓＂现代＂。王学仲的现代文人人物画,将水墨与色彩融合,创新文人画的表现手法以及人物画题材。他将哲理蕴涵其中,赋予现代文人人物画以新的时代面貌。画面体现出典雅的诗学意境。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图像霸权下的诗性诉求——从地震题材作品中获得的几点启示

20世纪后期,传媒中图像占据了绝对中心地位,汶川地震突发后电视画面的“先声夺人”就是图像霸权的明证。在、图像霸权下,诗歌并未走向终结,因为诗性是人类永恒的诉求,地震诗潮的出现打破了“诗歌死了”的谶言;另一方面,诗歌已处于边缘地带。但绘画应对摄影冲击的事件能给处于同样处境的诗歌以启示,地震中出现的图像类作品和文字类作品的“各司其职”、“相互融合”,也将蕴含着诗歌腾飞的契机。     

领略《你是人间四月天》

从画面、声音、春天、“你”、“我”几个角度切入,对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进行解读,该诗将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音乐感、绘画感与英国古典商籁体诗歌对韵律的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一首可以不断吟诵、可以不断生长出新意的天籁之作。     

领略《你是人间四月天》

从画面、声音、春天、“你”、“我”几个角度切入，对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进行解读，该诗将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音乐感、绘画感与英国古典商籁体诗歌对韵律的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一首可以不断吟诵、可以不断生长出新意的天籁之作。     

艾青诗歌审美表现的音乐美——兼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认识,总是在诗歌语言声音形式的音乐化类似上去认同,强调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等外在音乐性要素,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的音乐美主要是“音节的美”.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将声调与意义相分离的倾向,而不能从声调与意义的关系中去发掘诗的深层的音乐形式的美.艾略特在谈到诗歌音乐性问题时认为:“‘音乐性的诗’是具有声调的音乐型式(musical pattern)以及构成诗的那些字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的音乐形式,而这两种型式不能分离且合而为一的那种诗,假如你提出相反     

论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美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是他在中国新诗创作上的创新之一。本文试从闻一多诗歌传统物象的纯色之美、自然与现实的色彩对比之美和理想生活中的色彩斑斓之美三方面探讨闻一多先生一生追求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生命色彩的美。色彩虽有不同,但闻一多先生“美的精神”永恒。     

于张力处寻找诗语的深刻——评陈仲义的《现代诗:语言张力论》

从一般的研究角度出发,诗歌阐释体系使得诗歌本体研究呈现出一种中心话语状态,而弱化了诗歌的前提和基础——诗语.所以,在失衡的诗歌研究体系中,如何寻找到合适的研究角度来平衡整个诗歌阐释体系是当下诗歌研究的关键.而陈仲义先生的新著《现代诗:语言张力论》的突出亮点是将失衡的话语研究“解放”为诗语研究;在价值坚守下做诗语细部的延展;展现了审美突破下的阐释创新.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分析王维以“诗中有画”形成诗与画的相互交流模式问题。研究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继承南朝与前盛唐传统的一面,更多的是诗与画交流后的创新;王维山水诗中“二维空间叠合”,借助了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形式;除了山水画的平远外,深远也见于诗中,以及暗示空间的“外”,形成了简洁精约的模式;诗与画中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表现,带有颇具个性的模式化的特征,具有经典性。     

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用绘画领域李思训的北宗、王维的南宗,来对应诗歌领域写实派的杜甫、神韵派的王维,说明中国旧诗、画在正宗、正统批判标准上存在分歧.实际上,绘画的"南、北宗说"编排体系混乱,且"南、北宗说"主要是针对山水画,难以概括整个绘画领域的全貌,因而在推理上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对于中国旧诗而言,钱钟书赞同"神韵无处不在"之说,那么杜诗也就成了最富神韵的典范,就不能与王诗的神韵构成对立.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虽然不是王维,但广义上的神韵派却堪称中国旧诗的正统.     

汪东的家世及其与南社的情缘

＂南社才子＂汪东于1912年参加南社,是较有声望和影响的人物之一。汪东在词学、文字学、音韵学、书法、绘画等领域造诣精深,尤其是开民国词坛宗周之风,得清真词＂沉郁顿挫＂之妙,堪称宗周一派代表词人,著有《梦秋词》,是南社词人群体中的楚翘。他的治学品格的形成,与其深厚独特的家学有着渊源,他的才学亦为南社增色良多。     

从《汉江临泛》看王维诗歌的画意

王维的人生经历与其诗风、画风之间的转变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兼画家,他在创作诗歌时又善于借鉴绘画的某些形式和技巧;《汉江临泛》一诗从线条、色彩、构图诸方面具体体现了王维后期诗歌中的水墨山水意境,表现出诗人融画入诗的高超才能。     

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

王维不仅能诗善画,而且面对相同的描摹对象──山水田园,以水墨渲染之画法融入语言文字之诗作,绘形求神,诗得画趣而具图画意象,可从“经营位置”的整体感、远近层次的空间感,“包孕片刻”的动态感、明暗浓淡的色彩感诸角度来解读和领悟。     

立"美是什么"新说创景观美学五论--评王长俊的《景观美学》

王长俊先生的<景观美学>以景观美为切点,探讨"美是什么"的问题,提出涵盖面较广的"美即生命"这一新定义,他又以这一美学研究新说为指导,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景观美学五论体系其一是从整体性上构建景观美;其二是从景观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一致性上构造景观美;其三是在时代性上建构景观美;其四是在美的共同性上构造景观美;其五是从美的功利性上构建景观美.<景观美学>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上,为如何创造景观之美提供了新思路,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亨利·米修与中国

亨利·米修与西方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在精神探索中与中国智慧携手,将他所接触的中国人和中国风物置于情感的、心理的、文化的、哲学的多种层面上,以西方作为参照,在他的眼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表现为一种智慧。中国绘画与诗,与书法同道、同源,密不可分,这三者之间内在的和谐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与宇宙、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的绘画、书法、戏剧重表现而非再现,重神似会意而非描形摹状。中国戏曲的虚化对米修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诗人趋虚向道,走进道家智慧。道家思想使诗人获得一种新的关照、新的眼光、新的语言。道家思想给予了他某种务虚智慧,使他的诗歌创作悖逆西方传统,展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论苏轼书论的美学思想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苏轼不仅精通诗词、文赋,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他重视书法创作理论,其书论集中在他的书画品评题跋文中。这类文章大都篇制短小,率性而发,兴会所至,不经意而为之,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苏轼崇尚“自然天成”,认为书家应注重作书的心态,而不能刻意去追求字的“形”;他重视“师法”前人,认为书法创作的出新必须以“宗法”为基础,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融入书者的人格品性,力求达到“书如其人”的境界;与之相应,书法鉴赏者也须具备卓越的见识、高深的造诣以及求实的精神,并坚持“书以人重”的原则。     

山水诗与山水画

山水诗和山水画在创作表现手法上 ,都强调触景生情 ,情景交融 ,发挥情感在审美中的能动性 ,以表达“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意境。诗歌和绘画在表现手法上虽有相同之处 ,但它们之间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