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何以从混乱走向融合——以《白鹿原》中的一个事件为例

对《白鹿原》中的一个事件的分析表明,法律文化的多元可能导致法律意识、心理层面和法律行为、法律实施方面的混乱和冲突;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利益、需求的多元性,是引起矛盾的深层原因。法律文化从混乱走向融合的途径,是以"理解、对话"去取代"消灭、征服"的认识模式,以现实的、多元化的眼光和慎思,去处理法律多元情形下的种种矛盾。但这些矛盾的解决,最终还取决于需求和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背后包括生活情景、经济条件在内的社会条件的变迁。     

法律文化行为的法理学分析

法律文化行为是法的社会变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法律行为受文化行为影响后经过人们的选择所为之行为,即法律的实际实行效果,法律文化行为包含了法律行为和文化行为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结合体.行为人的选择是调和法律文化行为的调和剂,在我国影响这种选择的因素就是我国公民传统性格的消极方面.笔者从法律文化行为的法理学解析入手,阐述了法律文化行为的产生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法律文化行为概念的提出对我国立法工作的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法治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政治文化的创新,"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文化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傣族法律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法律文化性质由早期的奴隶制性质向明代以后的封建领主制变化;法律形式从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法律文化多方面内容和特征也就随之发生了变迁。     

中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之程序公正

法律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受到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程序公正以及与程序公正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不健全、不完善,是制约我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提出程序公正对建设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摒弃传统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不断完善程序公正理论,从而推动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产生于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封建时代特色。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维护君主权力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其同法治进行对比,分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论法律诞生与发展的精神源动力

法律的存在由来已久,其变迁与发展除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发展紧密相联,还有其自身的精神文化起源和内在的精神逻辑.本文试图从法社会学的视角,以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通过对中世纪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到近代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一直到当代作为文化的法律的变迁做一深度剖析,揭示出法律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内隐的精神源动力,阐析与展示法律变迁的精神缘由和内在逻辑.这无论是对当下促进立法的科学化,培植全民族的法律精神,还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几点思考

法律移植是人类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文章从法律移植的历史纷争谈起,分析法律移植的实质,认为法律移植是一种文化的移植,提出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并不矛盾。在当前,我国应当将法律移植作为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法律文化如何走向和谐

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中独特而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在面临中国法律文化向何处去的困境之时,“和谐”以它深邃的蕴涵再次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笔者在分析中国法律文化现状的基础上,论述了传统法律文化向和谐的法律文化转型的必要性。并努力尝试着对中国法律文化如何走向和谐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是“罪感”文化,更是“爱感”文化,它的“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助于提供一种接近于文学本质的“博爱现实主义”;基督教文化是“普世”性文化,它的“普世观”有助于提供一种走出中西对峙模式、实现文化融合的依据和思路;基督教文化对弥漫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作出了神学回应,力倡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供一种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新向度;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宽恕与宽容有利于提供一种切实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宽容性批评原则。     

传统无讼价值观的合理性探析

一、“无讼”的渊源“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古代中国人追求自然界的和谐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便体现为“无讼”。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讼”思想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权利资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中尽管在表达上没有明文宣示"权利",但是并不乏权利的思想观念,甚至在实践中也不乏保障"权利"的做法,比如对于生命权的尊重、对人身自由权的保护、对财产权的详细规定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现代制度建设当中可资利用的本土资源。     

论东西方文化价值哲学观念的殊异与融通——兼谈时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念之嬗变和定位

对东西方文化价值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时代青年构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论前提.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的教训昭示我们致力于人的主体性的现代化,构建适应社会现代化要求的人的价值观念,必须坚持"综合创新"、"全面发展"、"工具理性"三大方法论原则.中国的传统价值哲学的主旨在于"做人";西方的传统价值哲学的主旨在于"谋事".在"和平"、"发展"潮流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通过"跨文化沟通"以消除历史误会,从而达到"双赢",已成为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只有学贯中西,坚持走文化会通之路,才能构建起开启历史喜剧、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正确的人生价值哲学观念.     

中国文化对绩效评估的影响分析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特点,产生并发展于西方的绩效评估在中国能否顺利实施,目前正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在分析西方的绩效与绩效评估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对中国的绩效评估的基本特点进行了阐述,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中庸之道"以及"五伦"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绩效评估运用到中国时的影响.指出中国的绩效评估往往是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和品格基础上的评估.     

以先进文化促进西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经济与文化互动发展,西部兴衰与思想文化息息相关;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设先进文化,坚持经济文化互动发展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先进文化促进西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刘三姐"作为象征符号的演变与重构

本文联系国家、社会、文化变迁,运用象征人类学理论及新历史主义观点,剖析了"刘三姐"隐含在国家主流话语及民间话语中不同的象征意义,并以"刘三姐"的当代境遇,说明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改造民间文化,而作为主体的民众面对国家主流话语并非别无选择,既受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又能够依照自己的观念秩序进行民间文化的再造。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法学透视

我国司法实践中出庭作证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法制科学化与成熟化的不足、法律保障的欠缺、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法律意识的薄弱等方面。"人性因素"和"人的心理规律"的关照是实现法的价值的根本保障,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是解决出庭作证难问题的重要基础,摆脱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消极影响、树立法律信仰是解决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根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