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研究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频繁爆发,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将损失降到最低,事关民生大计和社会安定,同时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效能.文章从危机事件管理中分析我国了政府危机管理的效能及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效能应遵循的原则和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思考.     

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职能完善

政府积极应对公共危机,提高避免和驾驭各种风险的能力,是政府职能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回应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我国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方位地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政府的应对之策有:建立政府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增强对公共危机的可预见性;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建立处置危机的权威机构和相关体制,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科学性;动员全社会参与危机救治,增强社会认同;加强信息流通,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法制建设,使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     

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能力的考量

近年来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公共性事件突显了我国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能力薄弱的现状,主要存在危机管理理念落后、预警系统不完善、应急处置迟缓、部门间协作不力、社会组织参与度不够等问题.本文指出,建立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国家紧急救援体系、健全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是提升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的路径选择.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新疆应对公共危机浅探

新疆由于其恶劣的生态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样的宗教信仰、复杂的民族关系、敏感的地缘政治等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较多。加强危机教育,提高公民应对意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物质准备;加强民生建设,及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强制度建设,切实增强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加强社会动员,营造防范公共危机的氛围。     

网络治理结构: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

危机已成了政府行政环境的常态,这对其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所采用的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由于其自身能力与资源的限制而往往导致决策失效或供给不足。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多元主体但却运作联动的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这种以高新电子技术为现实支撑的统分结合的网络结构,也必将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而成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决策多元民主进程以及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科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政府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的对策研究

当前,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威胁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对政府管理能力提出挑战。介绍了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和属性,阐释了危机管理的内涵,探讨了政府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 ,公众可以在这一领域表达对于社会及国家事务的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我国的公共领域非常有限。舆论监督也只是限于媒介监督 ,而且由于观念的偏差 ,目前的媒介监督仍存在两个观念误区 :一是仅仅把媒体视为传达政策的传声筒 ,二是仅仅把媒体视为赚钱的产业。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     

论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作者从分析公共政策的本质出发,提出必须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同时对何谓公共利益进行了简单阐述,并分析了政府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最后认为要有效地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必须建立有效政府,正确处理各种利益间的关系,强化组织建设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等。     

公共警告：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方式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风险时代,现代公共警告制度开始兴起。风险社会是公共警告产生的事实原由,而公共服务理论、生存照顾理论、知情权理论是公共警告的三大理论基石。目前,学界对公共警告制度鲜有论述,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界定仍存争议,因此,通过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特征、分类以及性质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公共警告的理解,并引发人们对公共警告制度的更多关注和思考,不断完善公共警告的运作理论,指导公共警告的具体实践。     

我国公共品的公共生产与私人生产

公共品生产方式的选择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中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在公共品生产方式的选择过程中,生产效率无疑是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然而,影响效率的核心因素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归属,公共品无论是采用公共生产,还是私人生产,提高效率的关键均在于明晰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

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公共哲学.公共行政领域一直没有利用那些应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或引用的支撑的哲学传统.本文回到形而上的思考路径,考察利用那些思想家们曾留下的遗产--阿伦特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实践、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唯此才能使公共行政不至太狭窄,最终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公共屏幕传播与公共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伴随智能视觉技术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屏幕媒体蔚然成观、屏幕文化奇观凸显、屏幕世代俨然形成.其中,作为公共媒介存在的公共屏幕正在改变和重组原有的公共空间秩序与样态,比之手机、电视、电脑等个体使用性媒介屏幕,公共屏幕尤其是户外公共大屏幕在公共空间的重构上具有场景上的物质景观性、交往上的复归现实性以及文化上的重地域化和形象光晕性.公共屏幕对公共空间的上述传播特征之于现代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中的创意性、公共性以及球土性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