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孔孟荀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义利两有，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西汉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后儒们愈来愈把义和利、公利和私利对立起来。     

法家义利观探微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对义利关系持有独特的观点。法家义利观以人性好利自私为立论基础,主张利以生义、以利为义、以法制利,以法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作为法家的指导思想,法家义利观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某种参照。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方面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绝对反对求利,因此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先秦儒家义利观本身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因素,弘扬这种见利思义的重义优良传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均有积极意义。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就是邓小平对“义”和“利”关系问题的根本看法。邓小平是义利关系的统一论者。他在充分肯定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肯定正当个人利益的同时，强调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必要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综观邓小平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论述，邓小平的义利观即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表述的“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冯友兰"新理学"义利观及其当代意义略论

冯友兰在"新理学"哲学体系中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儒家义利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是指道德原则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义与利的关系，涉及到道德原则规范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儒家、法家、墨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许多宝贵的积极合理因素。其中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总结研究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批判继承它的…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孔子认为"义"首先包含道义,其次应包含义务。孔子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孔子认为"利"虽然人人需求,但应当"利民惠民我不贪利"。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和"利"是对立的概念,他褒"义"贬"利",同时又认为"义"和"利"是辩证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温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辩证地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行"义"以达其"利",争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韩非义利观简论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先秦诸子的大辩论中,就包括了各种义利观的交锋。其中,韩非以其尖锐、深刻、透辟的见解独树一帜,值得研究。一在韩非之前,对义利关系发表过权威性见解的学派,当推儒、墨、法几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孔丘就主张:“见利思义”,“子罕言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轲也主张“何必曰利”,认为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知·信·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浅谈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中的“发现”与“创新”

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是多层次、多方法的,但其研究价值在于"发现"与"创新".可以对现有理论的新阐释;也可对理论质疑,修正或否定;还可以就丰富多变的文学实践及审美现象,总结规律从而上升为理论,即采用新材料论证新论题.文学评论作为文艺学、美学实践理论的应用其方法是多元的,而文化心理学的批评方法是当前主要的批评方法.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中医的“望闻问切”

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视觉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像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这种感觉参数的数学化只能间接地数学化,这种间接的数学化只有在找到它们与视觉参数的某种联系的时候才能得以进行.这种纯粹形状的量度在科学中的成功不断使得视觉参数成为科学中单向度的参数,而且在科学中以触觉概念"力"的视觉转化为核心,开始一个全面的转化.中医的科学性是一种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而不是符号表征意义上的科学性,它不是建立在视觉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科学,但正因为这样它在感觉和诊断上却更为严格.可以说,中医是一门非常严格的科学,但是它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如果以中医中的望闻问切为模式探索其本身的"数学化"模式,那么中医会为未来的科学做出莫大的贡献.     

试析《七音略》中的“轻中重”、“重中轻”两图

<七音略>的"重中轻"、"轻中重"两图长期以来得不到合理解释和统一意见.通过对两图的分析可以看出,<七音略>所注"轻中重"是指该图主要是合口字,即"轻",有少量的开口字,即"重";而"重中轻"则正好相反,主要是开口字,即"重",有少量的合口字,即"轻".从今音看,"重、轻"分别和"开、合"对应.我们可以推测,在<七音略>写作的当时可能读音已经发生了倾向于今音的变化.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