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休闲文学与文化转型

魏饴教授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中把休闲文学界定为一种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文学相对立的文学类型,它不追求政治功利性,旨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魏饴教授把道德教化排除在休闲文学的价值之外,认为休闲文学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自我’、‘本我’上来”,［１］很显然,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即政治功利型文化和消闲娱乐型文化。一 一般说来,政治功利型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主导…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

“赛先生”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尊称,以图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近百年来,从接受科学知识到张扬科学精神,从推崇科学方法到信奉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实用理性渗入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经受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建构文学史学科的知识体系时,注重考察文学进化的历史,讲究实证方法的运用,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文艺论分析文学现象,使传统的辞章之学具备了现代学术品格。对于中国文学史这一传统学科,科学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效果,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当20世纪80年代过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热”归于沉寂,人文气息浓郁的人本主义文学批评也成为过去,文学与文学研究出现颓势,这个有关文学特质和文学研究学科定位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层检讨。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普遍接受启蒙现代性的指引。随着不同文学潮流的出现,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获得主体性言说的自觉,构成了与主流文学话语对话的多元化成分,它的意义在于在通过自我表述,而成为西方式现代性话语的他者对照,包含着反哺主流话语的潜力。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经济新常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蕴涵--基于《共产党宣言》之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分析

“经济新常态”一提出就引起了普遍关注,但只有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高度,才能看到这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是历史的出发点,落脚到世俗世界的世俗结构和世俗存在,这就是“经济”这一现实之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流变特质,“新”是对基于“人类发展历史时间空间坐标”之辩证思维方法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成历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常态”是在“流变世界寻求确定性”之马克思独特“历史理性”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并且进行时代化中国化通俗化的语言范式转换,因此,“经济新常态”由于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蕴含而高屋建瓴。     

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

细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考察狂人进入历史的机缘问题以及进入之后的选择问题,即可由此“逼”出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关联。狂人是在常人社会将其视为疯癫之后被逼入自身的历史处境的。正是在现实中的被“吃”,使他真正理解到现实和历史的“吃人”。对“吃人”的发现使他身处二重危机如果他不能及早地获得“罪的自觉”,只以拯救者身份凌驾世界,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吃人”者;如果他及早地获得了“罪的自觉”,又有可能在原恕自己的同时原恕了“吃人”,重新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吃人”者或被“吃”者。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疯癫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狂人所遭遇的二重危机,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面临的危机。避免这二重危机的唯一可能性方式,就是要彻底处身于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绝望中,从自身的“罪的自觉”中更深刻地体验着一切“吃人”的罪恶,并把“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为其“工作”的最终指向。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

从学术思潮角度来清理 1 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因为当一种学术倾向成为左右全局的“思潮”时 ,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就具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属性 ,而脱离意识形态属性来谈论中国当代史学则会远离真相。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坛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控制 ,从 90年代开始 ,中国史学已基本上走出意识形态的笼罩 ,形成了多元化格局 :唯物史观派史学 ,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和所谓“国学”的复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将会长期共存。中国史学要想融入世界史学主潮之中 ,必须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 ,抓紧调整现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在目前背景下 ,《史学概论》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洞察力 ,特别是训练学生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今社会的洞察力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试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及其现实要求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其科学性和无产阶级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焕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进行对话,实现自我扬弃,正确看待和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使其内容和形式达到有机统一.     

“以实践思维方式解读中国梦战略”的方法论意义

如何解读中国梦战略,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问题。对中国梦战略的解读,应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路,即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倡导的实践思维方式去解读,以主体的实践作为理解中国梦战略的切入点和立足点,从而才能够阐释出中国梦战略的“基本内涵、出场意义和实现途径”等所富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呈现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意蕴,由之所开拓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中国梦战略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它把“中国梦战略”理解为一个受具体实践规定而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把实现“中国梦战略”理解为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地协调处理一系列重要矛盾的历史过程。     

晚清革命思潮发生与发展的动态过程

革命思潮是革命思想的发展,而革命思想则源于革命意识。晚清革命意识的形成,固然为国人受不良现实剌激的结果,也与仇满、反满的历史记忆和西方革命学说传播不无联系。不断汇聚的革命意识经过"编码",逐渐形成较为理性和系统的革命思想。而职业革命者对革命的论证与宣传,则使革命思想的张力增强,传播强度提高,革命的观念场与意识流逐渐成型,且不断发展,革命思潮于焉形成。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