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对配偶权的立法完善及其保护

配偶关系作为一种权利制度是由英、美、法等国家率先规定在法律之中。我国《婚姻法》虽然涉及配偶权的一些具体内容,但对配偶权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从配偶权的概念及特征的法理分析入手,阐述了我国法律规范配偶权的概况及立法缺陷。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与之修改前相比,对配偶权的内容和保护性规定有一定突破,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配偶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现行民事法律对配偶权的保护机制不完善;《民法通则》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与对包括配偶权在内的身份权存在明显不协调。强调我国婚姻家庭法应充实和增加规定配偶权的内容。首先,婚姻家庭法中应增加规定新的配偶权类型:应把夫妻间的同居权作为一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在法律条文中;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夫妻有日常家事代理权。其次,婚姻家庭法中应补充完善已经规定的配偶权的一些派生性的权利:在“家庭关系”一章中明确规定夫妻有相互忠实的法定义务;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改为“夫妻有相互协作的权利和义务”;增加对生育权的保护性规定。设立配偶权的保护机制,应当认定侵害配偶权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     

法律关系理论之正本清源

在现行法理学的理论中,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然而,这一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法律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关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法律关系是权利—权利关系。由合法行为建立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权利关系,它会受到法律的肯定和相应的保障,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由违约或违法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它会招致法律的否定,可能会(不排除私法领域的合法"私了")由国家强制力介入将其解除。     

论古典自然法学的理性义务先定说

古典自然法学是人类政治法律思想领域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目前，学术界在对古典自然法学中的权利民义务的逻辑关系上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古典自然法律主张权利先定本文在重点分析斯宾诺落、霍布斯、卢梭、康德、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提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不含社会评价因素的“自然自由”；他们在权利与义务逻辑关系上的真正认识是，处于自然自由状态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规定义务并根据义务判断公正与否，而不违背义务的行为便被公认为权利。因此，本文认为古典自然法学主张义务先定，而不是权利先定。     

论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助学贷款法律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直接利益主体学生的权利能否得到有效地保障,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地履行。因此,按照"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权利与义务,是实现国家助学贷款的良性循环的关键。     

法的内容:权利、权力、义务之思辨

传统的"权利义务法理学"模式成为我国法理学发展的障碍,观念创新是惟一出路.现实中,在法治背景下,国家也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权力进入法律的视野.法的结构模式形成"权利、权力、义务"的三元结构模式.其中,权力和义务主要彰显于公法关系中,权利和义务主要彰显于私法关系中,但又不绝对泾渭分明.在合理构建"权利、权力、义务"法理学模式时,应该强调权利本位,权利优于权力,权力促进义务的遵守、保障权利的实现,形成权利、权力、义务的平衡结构.     

论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个体越来越重视权利的享受。权利与义务是基于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范畴,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按照“公正”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应当采取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为了摆脱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原则传统的误区,还给世人一个真实的权利和义务的面目,须厘清权利与义务及二者的关系。     

医患强制法律关系研究

在医患强制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基于法律的授权,除了具有一般医疗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可行使一系列医疗强制权利(力)和措施,强制患者接受治疗.这是公权力的行使,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处于行政主体(公法人)的地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具有强制性.     

人权与国家权力的恩怨情仇——梁启超对自然权利观的继受和改造一论

自然权利论者假定,在起源上,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应侵犯人权或对人权施加不必要的限制,人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梁启超基本接纳了“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假定,但对“人权不能被国家权力所侵犯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之类西方逻辑心存疑虑甚至断然拒绝,梁启超通过对自然权利关于人权和国家关系观点的接纳、吸收、批判和改造,实现了人权与国家关系的中国化论证.     

同居规定之检讨及对策研究

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律歧视同居当事人,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上,给予同居当事人的待遇大大低于合法婚姻当事人,这是不符合世界各国对婚姻家庭的各种结合方式给予一体保护的发展趋势的。对不以夫妻名义相称的同居,应给予同居当事人间的财产关系和婚姻配偶间的财产关系相同待遇。对以夫妻名义相称的同居即事实婚,在财产关系上应享有正式婚姻配偶的待遇;在人身关系上有条件地承认其为婚姻关系,给予和正式婚姻相同的对待,双方互相享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同居规定之检讨及对策研究

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律歧视同居当事人，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上，给予同居当事人的待遇大大低于合法婚姻当事人．这是不符合世界各国对婚姻家庭的各种结合方式给予一体保护的发展趋势的。对不以夫妻名义相称的同居，应给予同居当事人间的财产关系和婚姻配偶间的财产关系相同待遇。对以夫妻名义相称的同居即事实婚，在财产关系上应享有正式婚姻配偶的待遇；在人身关系上有条件地承认其为婚姻关系．给予和正式婚姻相同的对待，双方互相享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边界、冲突及其衡平

权利内在逻辑上交叉重叠,使得在义务不确定、权利边界模糊之处易发生权利冲突,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体应有权利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冲突、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因此,要以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损害社会公正、不影响社会协调等导向确定权利边界,并将权利冲突控制并衡平在合法、合理、适当的边界内。     

契约权利论:第三大权利范式?

自由与权利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利理论的角度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权利理论。罗尔斯对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权利合理性证明以及义务承载者都有明确阐释,这些是构成权利理论的要件。罗尔斯将道德权利奠基于契约论,它是传统的自然权利和功利主义权利理论之外的第三大权利理论范式。     

论生育权

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 ,对妇女的生育权作了规定。生育权应是公民的一项人身权利 ,与其它人身权利相比 ,其具有特殊性 ,具体表现在生育权是婚姻中的男女双方不可分割、共同享有、共同行使的共有权利 ,由此决定了生育权的主体是复合主体 ,其属性应是夫妻的一项共有权利。由于夫妻人身关系的特殊性 ,侵害生育权的救济途径与侵害其他人身权利的救济途径也有所不同。且生育权作为人身权利 ,权利主体可以放弃享有 ,在特殊情况下 ,生育权与婚姻权只能择其一而享有时 ,权利主体应当享有放弃生育 ,选择婚姻的权利 ,而法律也应尊重并允许权利主体的这种选择     

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分析

现有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在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条件、目标和义务主体等方面存在分歧或偏差。从“社会保障”、“权利”这两个关键词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分析社会保障权的外延,可以认为,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形下,为保障生存安全或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获得国家物质帮助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一个有条件和限度的、有层次的权利束,包括特定的主体、内容和客体。     

黑格尔权利观浅析

黑格尔的权利观念建立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合乎理性的意志"实体性基础上;权利的实现必须具备意愿之表达,对物之占有及他人的承认三个要件;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密不可分。黑格尔的权利学说极其深刻,改写了西方自然法哲学中的权利观念,标志着以权利与权力关系为基本问题的近代法哲学体系的形成。     

夫妻权利之配偶权

婚姻是社会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基础,其稳定对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婚姻的保护一般首先依靠道德来予以维护,但为了更好地维护婚姻关系对于某些特殊权利应尽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比如对于体现夫妻关系核心性质的配偶权正是这样一项权利。在此探讨论夫妻权利之配偶权。     

论人权法律关系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也是分析和研究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问题的工具性理论。人权法律关系,是由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其权利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义务主体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私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然人和法人;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即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等义务;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的生命与健康、自由与尊严、幸福。     

对构建我国别居法律制度的思考

别居是指夫妻双方因感情出现裂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终止婚姻共同生活而不履行同居义务的事实行为。别居制度则指国家用以调整和规范夫妻在别居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充分认识我国设立别居制度之必要性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从立法体例、别居的理由、别居的程序、别居的法律效力和别居的终止五个方面来构建我国的别居法律制度。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论权利对义务和责任的优先性

权利优先于义务和责任,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价值判断。权利对于义务和责任既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也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其中,权利对义务和责任的逻辑优先性,意味着法律在创设规范时不仅以直接的方式宣告权利,而且法律上创设的义务和责任规范同时也意味着是赋予特定主体以权利。权利对义务和责任的道德优先性,意味着在法律创制行为规则时应当首先考虑对权利规则的创制,在司法过程中应当以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为核心,而不是首先确定义务和责任。坚持权利对义务和责任的优先性,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