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中的时间名词看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

时间名词是一个民族对时间范畴认知的印记。仅从汉民族对记时时间和对持续时间的认知两个方面的探究,就可以发现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是多角度、多方式的,也是相当精细的。     

论穆旦诗歌的时间主题

在穆旦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穆旦诗歌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概念的书写,揭示了人在“现代”的困境和无奈,洞穿了“现代时间”中的生存黑洞;穆旦诗歌对“季节”的现代性透视,彰显了现代生命个体崭新的时间体验,并因而拓展了“季节”书写的审美维度和现代内涵.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书写中,穆旦诗歌展示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企图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     

日名制的产生与商王尊号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干支纪时的叙事结构。卜辞中普遍出现的干支记日说明商人对干支的重视。其中天干的地位更重要,不仅可以记时,而且成为商代帝王的名号。日名制的形成并非由商王的生卒日期决定,而是商王后代根据其在位时的表现与政绩,结合天干本义的自然属性,给予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已经具有了谥号的性质。     

论时间观的流变——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时间"的概念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角度。康德在继承莱布尼茨的基础上把时间和主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但是受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的影响,他的时间观具有"直观形式"和"能动性"的二重性。经过胡塞尔、柏格森等人的过渡,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论的时间观,深入探讨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时间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将现代西方哲学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论时间观的流变——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时间”的概念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角度.康德在继承莱布尼茨的基础上把时间和主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但是受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的影响,他的时间观具有“直观形式”和“能动性”的二重性.经过胡塞尔、柏格森等人的过渡,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论的时间观,深入探讨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时间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将现代西方哲学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论海德格尔的时间观

人类的时间概念是多样而不定的。海德格尔区分了传统的、流俗的时间概念和此在的时间概念,本真的时间和非本真的时间,具体考察、反思了哲学史上的各种时间观。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本身即为存在的视野,重在考察从源始时间到存在的意义可循之路。此在整体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根据于时间性。我们应该依据此在的时间性所制定的方向探讨分析真正的时间概念。海德格尔所实现的从流俗的传统时间观到此在的源始时间观的转换使得我们能够更明确地在哲学层次上增强对人生时间意识的认识和把握。     

景观时间:作为景观商品的虚假消费——论德波的"景观时间"观

德波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发达资本主义基本上存在着两种时间模式即循环时间(tempscyclique)和不可逆时间(tempsirreversible)。循环时间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遵循的时间形态。不可逆时间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们生产生活所遵循的时间概念和模式,它是一种虚假循环时间。他开创性地提出了"景观时间"概念。景观时间作为一种虚假消费,是影像消费的时间和时间消费的影像,它以消费/休闲时间的形式展开其景观商品布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景观布景达到意识形态隐蔽控制和社会统治,在某种意义上说,景观时间深刻地揭露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     

《宋史·礼志》时间考辨

<宋史·礼志>虽是现存古籍中记载宋代礼制最为系统、最有权威的专篇,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年、月、日等记时讹误.这自然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与史料价值.本文尽可能在追溯<宋史·礼,}>史源的基础上,复据<太常因革礼>、 <续资治通鉴长编>、 <玉海>、 <文献通考>等重要文献对其进行考证,发现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宋史·礼勘仍存时误14处.其致误之由,大致有字形形近、记时连书等.     

影像消费的时间和时间消费的影像--试析德波的"景观时间"观

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波,在其被誉为当代<资本论>的名著<景观社会>中,提出了景观时间这一概念,本文通过探讨景观时间与循环时间、不可逆时间、生产时间、消费时间、虚假循环时间等概念之间的关系,系统剖析了这一概念,并指出了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意义.     

《宋史&#183;礼志》时间考辨

《宋史&#183;礼志》虽是现存古籍中记载宋代礼制最为系统、最有权威的专篇,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年、月、日等记时讹误。这自然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与史料价值。本文尽可能在追溯《宋史&#183;礼志》史源的基础上,复据《太常因革礼》、《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文献通考》等重要文献对其进行考证,发现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宋史&#183;礼志》仍存时误14处。其致误之由,大致有字形形近、记时连书等。     

商代继统法新探

在商史领域,商王继统法一直局限在"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哪种为主的问题上。其实,"子继"和"弟及"都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继统原则。父系氏族的血缘构成,决定了氏族家长后继者对前任者而言,不是子就是弟,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真正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凭什么来决定继承人的确立。在氏族社会中,继承人的确立原则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论血缘的亲疏远近,要么论能力德行的大小贤不肖。如果按血缘原则来探求继统法则,不论作何种假设,都无法合理地解释商王传位的事实。但如果假设商王继承人是由选举决定的,则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令后世不可思议的王权罢免现象,也反映了商王继统法的选举制性质。商代继统法是原始公社选举制发展到周代嫡庶制的过渡阶段,前期承前,后期启后。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商代,选举制度必然伴随着王位的争夺,引发动乱。商王室的继统法不得不改造为王储制度,由此开启了周代嫡庶制的先河。     

中商时期对四土的经营

中商时期是商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商文化的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进一步扩展,商夷同盟的终结与商夷关系的恶化,商朝势力在江淮地区退缩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商文化在渭河西进、东退,中心聚落北移与对北土控制的加强,大体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朝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基本态势。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的控制大为收缩,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王玉哲先生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商族还处在氏族制到奴隶制的过渡阶段、盘庚迁殷后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的“一家之说”,证据不足,疑点颇多。     

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

我们剥除有关苍颉造字传说的层累堆积,论证《荀子》记述之苍颉造字不可能早于尧舜时代。我们认为,“刑名从商”是指象形字及形声字等必须遵从商文字,否定将其释为刑法之名从商;苍颉文字不是原始社会漫长而分散的符号创作的累积,而是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为殷朝政治需要而独创的一个文字系统;苍颉文字就是殷商文字,故也就是汉字的始祖。我们考证“苍颉”为殷始祖契的别名,“契”与“颉”本为同音异写,“苍颉”亦即“商契”。我们否定胡适等对《荀子》文字的“约定俗成”的误解。其实书契的本义就是王者制定之国法大约。     

殷墟发掘80年的学术成就——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殷墟发掘已历经80年,殷墟出土的实物史料与甲骨文相印证,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发现,以及三代文化架构体系的确立,也是建立在殷墟发掘成果基础上的。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创造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时期,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搞清了殷墟的范围与布局,对殷墟文化进行了分期断代,对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洹北商城的发现,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重要的收获。我们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应该学习先辈的高尚品格和严谨学风,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殷墟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做好。     

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变法的前夜：秦国墨学与商鞅变法的社会史考察

从献公时期秦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需要的角度再次审视商鞅变法,一方面对其制度的变革进行纵向的溯源探究,另一方面对其制度所彰显的思想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关注到了一个被学界所忽略的重要因素——秦墨学。献公时期,秦墨者实施了建设具备军事职能的县和什伍连坐制度,这两项制度对后来商鞅变法措施中的郡县制度和什伍连坐制度的成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秦墨学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提供了制度上的影响和基础性作用。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