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论孔子与《春秋》

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孔子颇有关系 ,其中孔子笔削《春秋》之事及《春秋》之书对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试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1　　司马迁从积极入世的角度出发 ,定下了自己撰写《史记》的基本思路 ,这便与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推崇发生了密切关系。董仲舒是汉代公羊春秋学大师。他借阐发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宣传“大一统”思想 ,为汉代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找出理论依据。他直言“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对于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十分推崇。他在阐述…     

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

一、引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三正论”的最初由来。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间,官颁与民用间,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三正论”,为“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系累非浅”的“憾事”。而新城新藏此说,为张汝舟先生所接受,著有《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一书。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一文的叁表解中,将“三正论”与“岁星纪年”、“四象”、“三统”等,并列为“四害”之一。我认为,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三正论”的否定,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章学诚教育思想简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同时又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他一生先后主讲过定武书院、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还担任过梁国冶等人的家庭教师。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有:《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论课蒙学文法》、《答周(竹良)谷论课蒙书》、《清漳书院条约》、《清漳书院会课策问》。本文拟对其教育思想作一简单论述,以求教于方家。一、关于教育的目的和内容1.教育目的:(1)“达其天而不益以人”。章学诚对于人的个性差异有明确认识,“人之才质,万变不同”。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学问的路数也不一样,有的人长于考证,有的擅于写文章,“以其所能而易其所不能,则所求者可以无弗得也”。如果放弃自己的特长而去从事自己不擅长的工作,则不可能取得成就。所谓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一向也被人称之为伟大的文学家。他的经济思想,也有其独到的成就,但却往往被忽略。本文试图对司马迁的某些经济思想作出评价。 司马迁代表新兴的工商业者,大胆地为他们辩护和讴歌立传,提出了超越前人的、进步的新理论和新观点。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大发展的年代,整个社会经济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司马迁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追逐财富的场面。他在《货殖列传》中写道:“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     

司马迁儒学思想透视

本文从儒学史的角度挖掘了司马迁的儒学思想。西汉初年以来儒学逐渐兴起的时代文化土壤,培育了司马迁崇儒尊孔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在《史记》中形成了以“六艺”为中心的“一家之言”。     

《天问》“中央共牧”节臆释

《楚辞·天问》:“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微命,力何固?” 由于书阙有间,文献不足,此节歧解尤多。 诸士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以“歧首之蛇争共食牧草之实”或“■一身两口争食”等妄言释此,其谬不足辨,后人从之者甚寡。柳宗元《天对》因王逸之误释而作,说什么“■啮已毒,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或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或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由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所以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太史公曰”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而对“太史公曰”却缺乏应有的注意。即使有些史家涉猎了“太史公曰”,也都是在篇章结构或表现手法上下功夫,并不理解“太史公曰”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不能认识“太史公曰”的价值,甚至还发出种种的不满和斥责。至今,在《史记》的研究中,对“太史公曰”也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太史公曰”做一番考察。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真正存在着一种“抉择”吗?

巴罗的《抉择》一书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实质的分析,是迄今为止最广泛和最系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形势和未来选择的重要性的强调,对社会现实各方面的目的的综合分析,无疑是《抉择》一书的最大贡献。巴罗在某些观点上丰富并修正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他强调技术的从属性(非中立性);通过“自由发展”的思想,批判了传统的发展观念,并指出如果不改造生产与需求的结构,生产力将永远无法满足进入共产主义的需要。巴罗的根本贡献在于为他的“抉择战略”制定了方针和提出了具体措施,作为将要实施的纲领。他主张取消官僚腐化和特权、废除定额工资与计件工     

人民、群体及其他"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我的朋友摩罗在其思想随笔《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写道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 ,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他在谈及人民的尊严意识与人道主义倾向时说 ,“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 ,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 ,正是这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 ,反而勃然发展。“巨人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副标题是“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摩罗带给我的反思是 ,“矮子何以成为矮子”、“小人何以成为小人”…     

《老残游记》新论

<正> 自刘鹗(1857--1909) 的《老残游记》问世以来,有人以“谴责小说”目之,有人以“反动小说”批之。《老残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对《老残游记》所作的自我说明。他在《自叙》中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哭泣分两类:一为“无力类”;一为“有力类”。“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他说,他的《老残游记》则是后一种“有力类”哭泣:“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这一说明,应该说是符合《老残游记》的实际的。那么,刘鹗又是为着什么而“哭泣”呢?     

“刑法”一词略探

本文拟从中国历代刑法的名称及字形,音义方面的发展变化作简略的探讨。中国最早的法律产生于黄帝时代,名曰《李法》或《理法》。《汉书·胡建传》:“黄帝理法曰:壁垒已定,穿(?)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从其内容看就是惩罚犯罪的法律。唐、虞时代的刑法名称,根据《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修五礼”;“汝作土”。《尚书·吕刑》:“率义于民棐(音匪)彝(音移)。”的记载,可见唐虞刑法的名称有“五典”、“五礼”、“士”和“彝”。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孙祖眉司马迁与班固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化伟人，他们所著的《史记》与《汉书》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汉书》不仅在体例和规模上，而且在选材编排上都在向《史记》学习，甚至很多篇章与文字都是直...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重构与想象：上海的现代性

本文从“现代性的追求”与“考问现代性内核、他者与另度理路”两个层面对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作了深入的分析，并从“上海现代性的想象与重构”方面对此书的价值作了评论。     

由《黔之驴》中"好事者"看"好事"的释义

按目前通行的理解,《黔之驴》中的“好事者”是个贬义词,指“喜欢多事的人”,可这样理解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符。考察“好事者”中的关键语素“事”的意义演变过程,会发现“事”的意义受“物”一词的同化,渐具“物”义,随着词义范围的扩大,既可指物又可指事的“事”渐有指代性,相当于指示代词“是”,此“好事”即“好是”,指喜欢某种特定对象,《辞源》、《汉语大词典》对“好事”一词的解释都有失偏颇,引证有误。据此,《黔之驴》中“好事者”即“好是者”,意思是“喜欢驴这种动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