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地方势力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对19世纪后期美国排华运动的再研究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发生的全国性排华运动是美国地方势力之间博弈的结果。西海岸地方势力是全国性排华运动的推动者和急先锋,而新英格兰地方势力则是排华运动的反对者。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再加上南部种族主义势力的支持,西海岸地方势力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对外政策,美国正式通过了包括1882年《排华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排华性质的法案,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冠位十二阶”与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冠位十二阶”来源再探

603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改变了当时日本的选官制度,起到了抑制氏姓贵族势力的作用,也使日本朝着律令制国家迈出重要一步。不可否认,这一制度中包含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但就其本身而言,“冠位十二阶”和高句丽的中央官位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影响了“冠位十二阶”的结构设定,对其命名方式也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影响与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高句丽僧人有一定关系。     

汉武帝“独尊儒术”探源

从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宗教的势力来讲,在中国始终不如欧亚一些国家大,究其根源,可能与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有关。 儒学开创时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直到汉武帝,由于董仲舒的建议,才一跃而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并非突然,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和儒学本身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 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     

外部势力与国家反分裂政策之间关系的模式

主权国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国家对分裂活动的政策选择。国家对非核心群体分裂活动的政策是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反分裂政策从宽到严,可分为三种形态:包容、同化、排斥。反分裂政策的变化不仅仅是国内非核心群体与主权国政府之间互动的结果,而且是主权国和外部势力互动的结果。主权国和支持非核心群体外部势力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敌对关系,也可能是联盟关系。结盟情况对非核心群体和主权国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论海根外交政策国内分析模型的适用性——以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对北政策为例

＂海根模型＂是分析国内政治因素,特别是国内政权的反对势力特征如何对该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型。该模型的目的在于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内反对势力的特征如何影响政治领袖的应对策略;二是政治领袖的对应政策又如何影响了该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根据对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对北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该模型在说明国内政治因素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试论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商业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商业在内外贸易、货币金融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原因与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征服战争的影响和统治阶级的政策推动密切相关。城市众多、奴隶成为商品和金融贵族势力强大是这一时期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噶尔丹的东方政策

在噶尔丹一生的政策中,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东方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与满族争夺喀尔喀蒙古,企图利用各种势力,恢复其祖先的伟业,建立一个厄鲁特—蒙古族统治下的大帝国。本文拟历史地探讨这一政策。     

传统文化是否限制了罚金刑——与石英同志商榷

读了1990年第二期《辽宁大学学报》所载石英同志的《罚金刑初探》一文,觉得讲的有些道理,但有的地方还应商讨,尤其文中谈到我国罚金刑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法文化对立法和司法影响问题,更值得商榷。一、儒家思想对法律思想影响问题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也是人所共识。但并不能因此一提到糟粕或消极因素,便都归罪于儒家思想。对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江淹思想略论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江淹的作品及其生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有所忽略。江淹的思想兼有儒道释三家,三者相融为一。江淹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成为江淹一生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其儒家思想具有通脱的特点,是南北朝动乱不安时代儒家思想在安身立命方面的曲折反映;而以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为辅,其佛家思想又依附于道家思想之上。     

西奥多·罗斯福与排华

本文讨论了罗斯福排华态度与政策的演变，分析了导致这一演变的内外因素。指出罗斯福的排华政策既与他本人的种族主义思想有关，也与美国排华势力的巨大压力有关．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发生前后，罗斯福倾向于执行一项较为宽松的排华政策，本质上是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保护美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而非真的准备放弃排华政策。     

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先秦儒家暴力观念的战略文化分析

暴力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德轻力倾向 ,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阐发 ,儒家确立了以天下情怀和道德理性为核心的暴力观。秦汉之后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 ,儒家在暴力问题上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主导性价值观念。这与西方的战略文化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申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

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张大报,《申报》同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斗争历程。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这既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政策策略与实际斗争有关,与外国势力(特别是日方势力)有关,更与该报实际掌控团队的政治立场有关。对于历史研究而言,《申报》在史量才任总经理时段的表现最为出彩,言论最引人瞩目,其背后民主人士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等人的表现、作用相当明显。     

生活与爱——生活儒学简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爱”的观念。爱是生活的情感显现,而生活是存在,而不是存在者。因此,在儒家的观念中,生活与爱生成了一切存在者,生成了人与物、主体与对象。     

英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英国始终推行纵容日本侵华的政策。本文对英国这一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着重指出英国推行这一政策，目的在于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华扩张势力，维护并扩大英国在华权益，《马关条约》的主要受益者是日本，其次就是英国。     

儒学独尊与西汉时期的目录事业

汉代是儒学独尊的时代，儒家经学成为统治者的最高教条，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对刘向、刘歆和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所编撰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是在“独尊儒术”大环境下产生的。编纂理论、观点乃至方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他们的儒家世界观对目录学有瑕瑜互见的影响     

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

强宗豪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股社会势力,它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破坏,经常成为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社会问题。在两宋王朝统治的３２０年中,强宗豪族势力的发展,以及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强宗豪族之不同于一般的宗族,主要由于它在社会势力、经济势力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征。它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表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对阶级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亦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社会问题,不但对认识古代社会,而且对认清现实社会的某些现象,无疑都是有益的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