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选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精神自我发展历程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原理的"隐微教诲"

借用施特劳斯的术语,黑格尔对他的历史性原理有一个"隐微教诲"和一个"显白教诲",其"隐微教诲"在<精神现象学>第八章给出,其"显白教诲"则见于<历史哲学>绪论.本文是对<精神现象学>第八章黑格尔历史原理之"隐微教诲"的一个解读.黑格尔认为,"精神"产生自己并发现自己,最后达于对自己的概念式理解即绝对知识,这个"精神"自我发展的辩证历程就是历史.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内隐认知方法引入精神信仰的研究

把内隐认知的研究方法引入精神信仰来研究这是可能的 ,也是可行的。我们看到由于社会称许性的影响 ,精神信仰的研究一直未能深入人的内心世界 ,真实地再现人的信仰。将内隐认知和精神信仰加以类比研究 ,它们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 ,我们可从内隐认知的方法来探索精神信仰并使其研究更具科学性     

意隐与身隐——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看古代文人的归隐境界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倾心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古代文人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两篇作品又呈现出不同的归隐境界———意隐与身隐。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守,是古代文士一种更难得的做人境界。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对策思考

法学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肩负着传承法律知识、法律技能和法律精神的重任,也肩负为国家培养治国人才的历史使命。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脱节的状态,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内在联系被人为的阻隔起来,因此,推动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结合,是当今法学教育界应认真思考并予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论蒋捷的自我封闭意识

蒋捷身逢宋元易代之际,独特的遭遇身世以及他高洁的人格使他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和深深绝望中选择了自我封闭。而这种自我封闭意识表现在他的词作中形成了内敛而沉郁的独特词风。他谢绝与外界往来,他的词中频繁出现象征封闭的意象,如＂窗＂、＂帘＂、＂深院＂等,可以看作是他封闭内心世界的外化。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申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人类诗意的栖居——从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看中国士文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的隐居和诗作使他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生存、生活和创作,形成了中国士文人“诗意居住”的典型范式,部分地实现了生命的和谐,反映了他的超迈峻洁的人格。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可以探讨出“人类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内容。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千古不朽的精神家园。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试述王维的心理安慰和精神解脱

王维一生始终有现实隐忧和苦恼,但他并未因此而悲观厌世。面对人生中遭遇的磨难和挫折,他能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使之得以排遣。深厚的情感生活、恬适的隐居生活、诚挚的宗教生活和寄情的文艺生活,是他能够求得心理安慰和精神解脱的主要方面。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乌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论郭璞游仙诗的自叙性

从《楚辞·远游》以来,游仙诗中总会有“列仙之趣”,同时也寄寓着作者某种现实的感情。郭璞《游仙》诗也并不例外,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神仙,他完全是借仙境来写人间,并且带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诗人痛感天下丧乱,人生苦短,欲以道术自立,有着浓厚的隐逸与享乐的倾向。“列仙之趣”不过是郭璞咏怀的符号,中国抒情诗从此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并促成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论沈周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义

沈周是明代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他卜居民间,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与传统士大夫有根本的区别。他脱离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轨道,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文人,沈周在人身和思想上已不再依附于政治权威,而专注于自家事业的营造,表现出某种独立的品格。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享受的是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与传统士人相比,沈周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济世精神,这似乎是一种退化。但这种退化恰恰是一种私权意识的觉醒,蕴藏着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动力。     

梁思成李庄时期的精神及学术遗产的清理与思考

梁思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建筑大师,抗战期间在四川宜宾的一个李庄小镇生活、工作了6年。在李庄的极其艰苦岁月里,梁思成泰然应对困境,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巨大的学术遗产,奠定了中国现代建筑学、建筑史的基础,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和古建筑保护的新局面。驱动梁思成身处逆境泰然而成就灿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胸中大爱的动力驱使和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