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环境规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环境规制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其改革的目的为了降低规制成本,提高规制效率.发达国家环境规制的改革对我们的启示是:引入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核心的规制影响评价机制,改革传统的命令-控制方式,引入多元规制方式,增加规制透明度,可以减少和克服规制失灵,提高规制效率.     

可持续消费管制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内涵界定、目标定位和机制设计

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文明化、节约化、环保化、低碳化、可持续化这五维度目标是可持续消费管制的原则目标,也是评价准则.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决定了可持续消费管制目标实现的边界,也决定了不同管制政策的选择.可持续消费管制的正式机制包括命令控制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两类,非正式机制包括意识培育机制、伦理约束机制和观念引导机制三类.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我国可持续能源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能源问题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纷纷确立各自的可持续能源战略,并通过明确的立法保障其贯彻实施。目前,我国可持续能源战略推行缓慢,其相关立法尤为滞后,亟待完善。因此,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借鉴世界可持续能源立法的"合理内核",建立一套完善的可持续能源法律保障体系,确保能源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必然选择。     

民营能源企业兼业规制初探

随着我国逐渐放松民营企业在能源市场的准入限制,有必要对民营能源企业能否兼业展开讨论。兼业规制是日本公用事业中的法律规制形式,意为限制企业向其他领域或产业上下游拓展,以期保障供给安全。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事实上也存在兼业规制,在明晰兼业规制未增加市场准入成本、以较低成本对价供给安全、必要且可灵活调整后,建议兼业规制从本业与拓展领域、兼业深度、非对称规制和配套其他法律政策四个方向进行设计。     

能源革命视域下氢能安全法律规制问题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高质量发展、促进减碳目标实现及建立健全能源安全法治保障体系是氢能安全法律规制的根本诉求。本文从法律政策体系维度之失、安全标准指引维度之缺和监管规制维度之弊三个维度分析了能源革命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架构区域法律政策体系、建立安全标准指引及完善监管规制等法律完善建议。     

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正式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政策,被看作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从而规避环保处罚带来的成本并提高企业竞争力。为验证这一假说,文章选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和增长趋势,这说明对碳交易政策而言“波特假说”是成立的。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推动环境规制工具由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型转变,促进企业积极研发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     

能源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分析

能源是一国经济之本,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根,人类开发和利用能源的活动产生环境外部不经济,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经济行为所致,市场失灵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前提,政府失灵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条件,法律空白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温床.文章认为,从源头上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问题,需要市场机制引导、政府管制和法律规制三者统一协调,即通过宪法明确界定环境资源的权利;通过税收制度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能源政策法引导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以推动绿色能源经济的实现.     

论环境法法典化的未来向度——基于技术赋能的审思

新兴信息技术作为高效、便捷、智能的治理工具,在提高治理效能的同时对既有法律制度产生了冲击,风险与收益并存成为未来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在新兴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未来环境治理领域传统环境风险与新型环境风险并存：一是技术大量使用引发的传统环境风险;二是技术系统挑战规制系统引发的数据安全、决策偏见等新型环境风险。不确定性应对成为未来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在需求,这需要整合传统风险预防原则与成本收益分析理念,同时调适技术系统与规制系统的关系。基于此,应构筑风险回应型环境法典：其一,以理性预防为理念,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改造风险预防原则,形成理性的风险应对理念;其二,以动态规制制度为核心,立足于环境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科学配置相应的法律制度;其三,要实现不同风险法律制度的衔接与协调,形成环境风险防治法律制度的闭环。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法律职业伦理及其行为抉择的法经济学解析

传统“道义论”F的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现实困境.法律职业者对其职业伦理的行为抉择亦离不开物质利益的考量,“理性经济人”、“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法律职业伦理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法律职业伦理是一种宝贵而又稀缺的公共资源,对其选择与否也是一种“投资”,若想实现收益,必须首先支付一定的投资成本,其次还要取决于“成本”与“收益”转化的环境和成功率.若想让法律职业伦理投资真正转化为资产并产生社会效益,克服“搭便车”、“劣币驱逐良币”等伦理困境,就必须实现伦理抉择与经济收益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激励/惩罚”的制度和机制,塑造良好的职业伦理环境.     

现代规制工具中的个人身份信息认证研究

现代规制工具中的个人身份信息认证,是指政府或者第三方机构对公民的个人身份信息进行收集整合、分类记录,并据此展开事实认证和行为评价。个人身份信息认证工具能够革新治理手段和构筑公私合作图景,经由数据应用发展深化国家的信息义务,是确保行政目的实现手段的新发展。但是,在个人身份信息认证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应当对其采取具体有效的法律规制。应坚持在依法行政原则的基础上推进认证职权依据的法治化,在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框架内促进认证程序要素的制度化,在比例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指引下确保认证成本收益的均衡化。     

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对税费规制与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的环境规制方式也逐渐从命令-控制型规制转向基于市场的激励性规制.基于市场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包括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二者特征各异.实践中,政府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可以是单一的政策工具,也可以是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还可以进行政策工具的创新.     

国际经验对我国能源管理机构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我国能源领域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入手,分析了我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通过比较美、日、英等国国家级能源管理机构的战略目标、组织架构的异同,提出我国现阶段的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应当以能源安全、经济效率和环境可持续为目标,建立权威的、统领全部能源产业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该机构应具有政策制定、市场规制两大核心职能,同时兼顾科技管理、信息分析等一般职能.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动因、模式和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对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的能动反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继续坚持"行政-控制型"模式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控制型"模式和"规制-服务型"模式相结合,并最终过渡到"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模式.通过体制创新,创建与自治权利相衔接的政府管理体制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就是需要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双向调整.     

低碳经济与我国区域能源利用研究

经济发展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但减缓二氧化碳排放不能通过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应将重点放在降低能源强度、增加低碳能源消费上。我国将合理利用资源、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十一五"规划也提出了"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的总体目标。因此,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距较大,各地能源利用水平、能源消费结构明显不同的特点,从地区差异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实现不同地区相应的能源强度改善和能源结构低碳化目标,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对我国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关于控股股东交易规范的法律思考

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集中表现在控股股东通过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法中解决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法律对策可以一分为二,我们分别将其称之为"规制型策略"与"治理型策略".我国目前规制控制股东交易的公司法规范在这两方面尚存在诸多的不足,本文将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两个角度分析、检讨公司法规范对控制股东交易的规制与救济.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数据挖掘的正当性论述及法律规制路径

数据挖掘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信息增值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引擎以及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在要求,具有正当性.但其同时产生隐私侵权、社会歧视、利益分配等个人自治以及社会治理难题,引发正当性困境.对此,应构建数据挖掘的法律规制路径,确立"鼓励挖掘—安全保护—平衡协调"相统一的规制目标,完善数据立法以明确数据挖掘规制的规则,选择个人数据主体、数据挖掘主体、政府合作规制的规制方式及规制手段,赋予个人数据主体事后选择权,明确数据挖掘主体的保护义务并落实政府的数据推进和监管职责,以期实现技术与法律规制的互动融合,促进我国数据产业的良性发展.     

论促进节能与减排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快速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利用率偏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促进节能与减排税收政策的设计理念是存在差异的,前者反映能源的使用成本,应开征能源税;而后者反映环境外部成本,应开征环境税.由于能源税与环境税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加之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水平较低,因此,我国应选择按能源使用量征收能源税.但在能源税税制设计和开征时机上,应做进一步细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