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分立与邮递并制:清代"邮政"制度的演化

清代传统"邮政"含义,强调邮递体系的政治功能,故在传书递信的机制上形成了官民分立的形态.在清末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背景中,新式邮政的知识渐为时人接受,原官民分立的机制,亦在由海关主持的大清邮政努力下,通过合并信局、降低邮资、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最终实现邮递机制的统一.     

近代邮政与中国社会之演变——对一宗邮政贩毒案件的社会学解读

近代邮政取代传统邮驿制度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而1925年发生于山西绥汾邮路上的一宗邮政贩毒案件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变化。从这起贩毒案件中可以解读出诸多社会信息,即近代邮政的建立及其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以及邮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结构,重新规范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使犯罪手段日益新型化,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邮传部与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10年。以邮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调查、统计与计划，制订邮政政策与章程，发展地方邮政、联邮等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邮政业在内的交通建设革命是不可小视的因素。     

赤色邮政特征新论

赤色邮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建立的邮政,人民战争环境铸就了其独特特征。赤色邮政具有党性,是苏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为党政军传递机密函件与公文,而且开办了专门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特色业务;赤色邮政员工来自工农群众,向苏区民众开放业务,并为人民子弟兵提供免费邮件,故其具有人民性,是人民邮政的源头;赤色邮政由苏维埃政府创建、经营和管理,实行邮票制度,也有相对固定的邮线和邮班,因此具有近代性,其本质上是一种近代新式邮政。     

中国近代新式邮政兴办成功的原因探析

新式邮政是近代中国举办成功的洋务之一,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有:该项事业利国便民,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也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因而政府积极创办;新式邮政办理得法,其在正式开办前曾进行过几十年的试验,积累了多年的办邮经验,开办后又能稳步推进,并妥善处理了与民信局及客邮的关系,对二者既联合又斗争,最终迫使民信局关闭,客邮裁撤,实现了邮政经营的统一;新式邮政为国家事业,又长期由洋员主持,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保护.近代新式邮政在中国的成功表明:外来的新事物只要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尽量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去办理,就有引入成功的可能.     

外籍身份与制度转型:以海关邮政兼并工部书信馆为例

在晚清新式邮政的建立及邮政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把持海关大权的外籍官员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引入西方新式邮政的知识,模仿建立新型的邮件收递制度,并尝试通过兼并内陆已有的商埠邮政,以扩大制度基础而催促新制的成熟。在此过程之中,清廷官吏始终未有实质参与,而多为海关外籍官员与租界工部局之间的互动博弈,由此可见,晚清制度转型之中"身份"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其既为制度转型打下基础,又成为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所批评与抨击的对象。     

“置邮传命”与政治运转:清代“邮政”的传统内涵

"邮政"一词,其涵义在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转化过程。清代的"邮政",主要以"置邮传命"为宗旨,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担任传书递命以及作为维系朝政运转、训谕直省督抚及肃清州县吏治的政举。其重心,不在邮递之具体运转,而在于驿传的政治含义,亦即是其与朝政国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之中,邮驿之"政"义未能给体制本身的顺利运转提供足够的支持,在清末改革的背景中逐步被"裕国便民"的新式邮政所取代。     

解放前呼伦贝尔地区邮政及驿站通信史况

呼伦贝尔地区的通信历史悠久,解放前经历了由传统邮驿到近代邮政创设和发展的历史变革。早在元代,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在这里相继设立邮驿等通信设施,用以飞报军情、传递官方文书。清代,为了传递公文、抵御沙俄,在原有驿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卡伦通信模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塞北邮驿,对保持边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巩固边疆发挥过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沙俄趁机入侵,在这里建立了“客邮”,近代邮政事业开始在呼伦贝尔萌芽。晚晴至民国期间,呼伦贝尔近代邮政发展较为迅速,表现为邮政处所数目增多、邮政业务广泛、邮路多样等方面。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呼伦贝尔地区邮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

新式邮政出现后,由于民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碍了邮权的统一,邮政官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进程。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中国近代邮政创立及其发展中的若干悖论

近代邮政在中国建立及其发展是以一种悖论形式完成的,邮政网络的拓展使社会交往变得更丰富更频繁,进而深刻改变着私人领域的交往方式,而公共领域亦借此得以张扬.但正如硬币之两面,在完成交往形式转化之时,社会书信等载体的交往又不得不赖于第三者即邮政系统,而国家对之控制力的日益强化则又使个体私密发生随时随地被暴露之可能.这种多重的邮政悖论折射出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个体间的繁杂关系.     

清代盛京沿海贸易重心转移述略

有清一代,盛京沿海贸易重心经历了由锦州到营口,再由营口到大连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转移过程中,口岸的经济腹地宽阔与否、口岸自身条件以及口岸与经济腹地沟通方式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政治因素的介入,对口岸之间势力的此消彼长影响颇巨,在清末尤为如此。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伪北平邮政工作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北平邮政管理局进行了接收。在正式接收之前，交通部邮政总局制定了四项法令，并在北平成立了特派员办公处，以指导接收工作的开展与各项业务的恢复。与此同时，接收委员李质君也积极与各方洽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45年10月11日与10月22日，伪华北邮政总局与伪北平邮政管理局先后被顺利接收。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与邮政自身完善的制度确保了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管理局的接收。但因为内地局所被国共分别接收，所以北平邮区一直没有恢复到战前的规模，网点与邮路变迁频繁，由此反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论邮政合同中邮政企业的赔偿责任

邮政企业的赔偿责任问题是引发邮政合同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目前我国《邮政法》修订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个重点。邮政企业的赔偿责任问题主要包括邮政企业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邮政企业赔偿责任的范围、邮政企业赔偿责任的减免以及邮政赔偿纠纷的法律适用等四个方面。在邮政企业赔偿问题上,《邮政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邮政法》未作规定的情形下,有关邮政企业的赔偿问题应按《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江苏民信局兴衰述评

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肇始于清乾隆年间的江苏民信局有着独特的地域性。经过清末短暂的兴盛后,江苏民信局开始走向衰亡。以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为标志,官办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博弈由此开始,江苏邮政当局先后对民信局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如强行挂号、征收过磅费,以致最后直接取缔。作为反击,江苏民信业则采取了上书、请愿、罢市等方式,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江苏民信局最终难逃罢废厄运。另外,军事、战争因素以及民信局之间的恶意竞争亦是江苏民信局衰亡的重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民信局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罢废在所难免。     

邮政金融业务经营策略研究

在分析了邮政金融业务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及在邮政改革过程中邮政金融机构所面临挑战的同时,提出了邮政金融业务发展的指导原则和经营策略.     

晚清广州邮政电报肇兴刍论

晚清广州邮政三足鼎立,传统民信局?各国开设的“客邮”和大清邮政并存,但邮政管理统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肇兴于中外交涉频繁?战火连绵的晚清广州电报业,极大地提高了通信效率,得到了迅速发展?近代邮政在广州商民生活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伴随电报的开设而兴办的电报学堂是广州早期现代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广州近代邮政电报的开设情况及其特点,有利于较为全面地了解近代邮政电报的兴办对晚清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方案与实践:清末中央管邮机构的设立与制度冲突

新式邮政建立以来,海关税务司管邮的制度、以及邮递机构分立的现状,促使清政府在新政改革中考虑统一邮递机构、集中中央管理的方案。但新设立的中央管邮机构应该具备何种职能、如何统一境内不同的邮递机构、如何平衡各方分立的利益,朝野官吏、海关税务司、民信局及客邮机构均有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不同的方案设计意图、讨论的过程及最终出台的制度体系,反映出清末制度转型的过程及相关观念、人事因素的掣肘等。     

邮政扭亏必须加强成本控制与管理

就近年来邮政发展现状和将要面临的各种挑战,从成本角度着手,应用数据、图表对邮政的生产、经营进行一般经济学分析,找出导致邮政亏损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深入探讨了邮政扭亏为盈的途径,如提高成本管理的科学水平,强化企业经营管理,开发市场,增量创收等。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