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新子学时代

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心和关键.在思想权威受到质疑的时代,诉诸经典已经不再有独力担负重塑价值基础的责任的可能.从根本原理出发的再思考不得不面对"子学时代"曾经的思想状况:所有的思想者都必须将自我辩护的意识内化到写作和思考当中.先秦时期儒、墨之间的思想辩论与先秦名辩思潮有关,名辩之学对诸子时代的哲学家影响深刻.怀疑的精神氛围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处境,这决定了解决时代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所需达到的根源性深度."新子学时代"既是对当代中国思想处境的理解,也是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形态的期许.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傅山与船山子学思想之比较

傅山与船山均重视子学研究,并且都特别会心于道家、道教,但两人研究子学的立足点有异,而在对老庄一些著作的具体诠释上又有其一致之处。     

子学思潮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主要任务

本文认为 ,先秦子学思潮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以确保思潮史的真实性与思潮发展的流畅性为前提 ,必须将诸子思想置于先秦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中加以诠释和把握。本文还对子学思潮研究的主要任务 ,如分析思潮的兴衰、得失 ,思潮的跌宕起伏的原因 ,典籍的真伪辨别、诠释的准确性等问题 ,进行了思考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传统学方法论论纲

不同于对传统的历史学化和文化学化研究 ,本文认为应确立关于传统的专门学科 ,即传统学及其方法论。通过对中西古代、近代、现代传统学方法论的理论考察 ,力图根据唯物史观及方法论 ,立足于当代社会传统与现实关系的相容与颉颃 ,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 ,阐明当代传统学方法论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主张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实践下的传统学方法论 ,并分析了这种方法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依据     

阳明学与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近儒刘师培关于阳明学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论旨中,探讨了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与当代新儒家学者在儒家德性之知和阳明良知学是否能够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并从比较哲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之得失,进而指出:现代西方社群主义的出现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利的视角,来重新评估阳明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间的关系,并且修正某些自由主义学者的片面观点。     

新中世纪学复合论域研究解析——以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问题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现后现代规定性的新中世纪学取代传统中世纪学,渐成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欧洲中世纪犹太人论域典型地反映出新中世纪学与传统中世纪学的学术分野。新中世纪学专家推翻了传统中世纪学关于犹太人从古典时期开始遍布欧洲的定论、帮助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的第五纵队的定谳、垄断欧洲贸易的定式。新中世纪学专家通过在复合论域,解读1096年十字军莱茵兰屠犹事件文本及其与大屠杀的现代学理构造机理的同一性和内在联系,揭示了欧洲犹太人千年创伤史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历史基础与逻辑前提的学术归旨。     

洛阳学初论

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其研究重点、学术属性等都与"河洛学""洛学""河洛文化"等有着明显的区别。构建洛阳学既是传承创新洛阳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加快洛阳现代化进程、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与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为此,要加大资源和人才整合力度,开好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立洛阳学研究会、加大对洛阳学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为将洛阳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公共行政学的变迁与行政法的演进——兼论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

行政法是关于公共行政的法.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互动互助的紧密关联.公共行政学从诞生之日起,在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模式变迁双重影响下,历经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转换.与此同时,在公共行政学影响下的行政法学也自主地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并先后构建管制型、回应型、参与型以及整合型的行政法律秩序.     

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比较文学“译介学”的性质及其对象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