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约束的经济增长与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本文通过使用1992—2011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制度约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禀赋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诅咒"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我们还发现自然资源的垄断会导致权力寻租,最终削弱制度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山东省各地市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山东省各地区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样本区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趋势明显,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9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区域创业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不断完善区域创业环境,刺激新的创业高潮出现,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行为打造成区域经济增长的最新助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社会过滤理论,采用2003-2015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区域创业环境相关数据,构建区域创业环境三大维度的过滤指数,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区域创业环境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区域级差异,因此提出根据不同区域特点,优化区域创业环境,促进高新技术创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资源禀赋、服务集成与经济增长——以河西走廊葡萄酒产业为例

以服务集成为重要控制变量,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争辩,构建了资源禀赋—服务集成—经济增长三者间路径关系。通过以河西走廊葡萄酒产业为主要的样本空间,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服务集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路径关系。研究贡献在于:一是研究证实了"资源禀赋—服务集成—经济增长"三者间的路径关系;二是服务集成能力是影响区域禀赋与经济增长路径关系的重要控制变量;三是区域间的创新能力、营销能力和专有知识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有条件资源诅咒在中国存在吗?

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测度自然资源,界定出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自然资源一般地区和自然资源贫瘠地区,并利用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分阶段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均呈现"U型"关系;有条件资源诅咒在中国存在;各省市自身发展具有独特性。     

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1995—2021年30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反应函数等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全国的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两两之间均为因果关系;（2）东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显著关系,中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对二氧化碳排放正向显著关系,西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3）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均表明能源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冲击较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与提高能源利用技术水平、重点培育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出台相关制度与政策等建议。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股票市场规模、股票市场流动性和股票市场融资率为门槛变量,就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而是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关系。相对于经济而言,股票市场发展向上或者向下的过度偏离都会抑制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规模与融资率对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门槛效应,股票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具体而言,股票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效应总体为负,但呈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且随着股票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终将开始显现。股票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增长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在此范围内,股票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低于或者高于合理范围时,则抑制了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融资率对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高于门槛值则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实证结果,分别就股票市场规模,股票市场流动性、股票市场融资率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环境规制、科技投入对广西工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模型,利用199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与科技投入对广西工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科技投入对广西工业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环境规制对广西工业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然而,当前广西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科技投入不足、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需要不断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广西工业增长。     

资源与激励——一个关于资源诅咒形成机制的文献综述

古典经济学家和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悖,许多实证分析也证明自然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资源诅咒产生的机制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形成,这种环境会对企业、个人及政府等经济行为主体产生激励,各行为主体在激励下的行为挤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导致了制造业部门的萎缩、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寻租腐败及利益集团间的权力斗争,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福利分配平等性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新中国六十周年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文章分析了1949年以来福利分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与事实,总结福利分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中介渠道,对福利分配状况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总体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福利分配在阶层之间存在不平等,福利分配状况受制于财政支出与政策选择。通过改善福利分配的平等性,对投资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环境产生正向激励,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自主创新能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一个衡量自主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标;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有技术进步因素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并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程度。研究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整体水平还很低,与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相比,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小;自主创新能力在各省份之间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为东部领先、中部居中、西部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进一步解释自主创新能力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标准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行业与产业差异研究

标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影响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在行业和产业层面上的影响作用尚无具体研究。针对福建省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标准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不一,区域整体化标准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对地方政府而言,应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引导区域内标准化活动,达到协同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目标。     

西部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增长虽然受诸多因素影响,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依旧是资本的积累与合理配置。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作为直接的要素投入和最终的消费品增加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在于其可以作为中间投入品能与其他区位条件融合,作为区位自然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到生产性资本的形成与积累的内在机制,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非线性转换机理研究

以1998～2014年我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STR非线性模型研究表明,我国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入境旅游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导致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随之减弱,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周期并不会很长;两者关系间存在显著的机制转换非线性特征。未来,不断增强旅游业的经济融合能力,提升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促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向稳定的正向互动上发展。     

环境规制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环境规制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结合中国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可以厘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趋势,检验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是通过提高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来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大,反之,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同时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着正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要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进一步刺激和鼓励农业企业开发和引进绿色环保的生产科技,使得绿色高效的生产科技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动力;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防止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加强区域间相互监督的力度,借助污染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提高各区域环境治理的协同防治力度和效率。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重要支撑,环境规制是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从工业增长、创新驱动、能效提高、污染排放、污染治理、环境建设等方面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省级层面的工业绿色发展进行了测度,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一方面,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本地工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阻碍了相邻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政府应通过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丰富区域环境规制工具、完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等措施,强化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自然资源作用机制的分析

经济增长是一连串的事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源利用不当会抑制经济增长,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人力资源条件决定自然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市场条件决定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优势,制度条件决定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资源禀赋主要通过内生的要素流动、技术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三种渠道制约经济增长,但在不同时期和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重要性不同.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关键在于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互动关系怎样.如果从经济增长的意义考虑,由于包含了增长所遗漏的成本考量,资源与增长的相关性会发生变化,转变方向更倾向于资源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即资源的诅咒将超过资源的福音.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资源比较优势更像一道虚幻的彩虹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这种比较优势的过分倚重会使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某种低水平均衡陷阱.     

高铁开通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高速铁路的出现,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分配,对于县域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以安徽省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20年安徽省5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铁开通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整体上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高铁开通对人口大县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口小县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流失减小了高铁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结论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以及未来的高铁规划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助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