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谈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以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为视角,通过与各国立法进行对比以及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影响因素、立法模式的分析,阐述了我国行政在受案范围上的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取消以具体行政为对象作为行政诉讼的立案范围的标准,同时,给出了将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内容纳入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的一些具体看法和修改意见。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及诉讼范围分析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一直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此值《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化势在必行。透彻分析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确定被诉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是解决这一问题无可回避和忽视的焦点。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法的可诉性是法所必备的基本属性。经济法的可诉性是保护经济法主体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无论是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还是市场规制行为的可诉性,均不强。市场规制行为都是具体的执行行为,因此都应当是可诉的。然而宏观调控行为分为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其中决策行为因为抽象性而天然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具体的执行行为仍应当具备可诉性。要增强经济法的可诉性需要完善经济诉讼、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这三个方面。     

行政举报答复行为可诉性审查规则探析

目前,由于我国的举报制度散见于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法当中,缺乏统一的上位法规范,行政举报答复行为的可诉性审查普遍存在举报的概念和范围界定不明确、行政举报答复行为性质认定不一、被诉行政行为混同的问题。因此,将举报答复行为分阶段区分为受理阶段的举报答复行为、处理阶段举报答复行为以及特殊阶段的举报答复行为,受理阶段的举报答复属于程序性答复具有独立程序价值,并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可诉性。处理阶段仅涉及实体利益的举报答复有涉及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分,公益性举报请求保护利益为反射利益,不具有可诉性。自益性举报通过判断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是否具有保护当事人个人利益的目的来判断可诉性。特殊阶段的行政奖励与答复行为的可诉性互相独立,有奖举报的存在不意味答复行为当然具有可诉性。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当前我国学术界依然充满争议。但是抽象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精神,有利于与行政复议制度相衔接,有利于完善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体系,是履行WTO协定义务的基本要求。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法的正当性是法的内在权威的主要源泉,是评价法的外在效力的标准,因此不正当的抽象行政行为应赋予其可诉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对行政诉讼目的的定位决定了受案范围内的狭隘性,本文认为对行政诉讼目的应定位于"监督说",并在该目的指引下赋予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同时,赋予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在我国也有其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对行政中的愤然行为的认识

因行政法律关系过程而产生的愤然行为纷繁复杂,我们要充分认识愤然行为的种类性、特殊性、可诉性。从而进一步推进为民行政,依法行政,完善行政。     

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可诉性解析

在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中,关于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可诉性问题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和分歧.为了澄清问题的实质,笔者从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本质出发,清楚认识其根本属性,并从法理的角度理顺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有关法律规定的位阶、效力,进而明确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以期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尽快取消一切与此相对的不适当的法律规定,对于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可诉性形成统一的认识,以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府公共警告的公法阐释及其可诉性探讨

政府公共警告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复合性。就政府公共警告的整体性概念而言,有的政府公共警告行为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有的可能是行政事实行为,还有的可能是准行政行为。就特定消费安全风险警示而言,其性质亦可能会因警示信息受众对象之对立性差别(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而呈现不同态样。政府公共警告具有可诉性。管控政府公共警告行为必须不断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内部行为的可诉性与可诉性的内部行为

在我国,内部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对内部行为可诉性的探讨,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大多仅仅是提及,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论证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了加强对公务员这一群体的权利救济,必须依照行政法治的基本原理对内部行为进行分类,对“准行政行为的内部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对一些纯粹的“内部行为”则不应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