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王同异论

本文略论董仲舒(公元前179——104)与王充(27～99)思想之异同。 一、“可效仿者,莫过孔子” 董仲舒是以宗孔而著名的。他认定“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下引只注篇名),故著《春秋繁露》以阐发其微言大义,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论汉代正宗神学奠基者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中是一位知名人物,不管后世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放以后各家编写的哲学史,也总得将他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对董仲舒的思想评价并不是没有分歧,如六十年代时对他的自然观就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他把“天”作为最高神,是汉代神学的典型形态;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他的自然观中,是有非“神”论的部分,如所谓“天之道”就被解释为     

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读过立早同志《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一文,很受启发。它从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不同,指出他们在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之下,其间还存在矛盾,从而论定董仲舒有关经济、政治以及选人等主张,都与保守势力相抵牾,这是卓有见地的。但在分析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时,却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天变,道亦变”的观点。其理由是:一、董仲舒提出“天有十端”的命题,十端便是构成天的十种因素,由它们构成的天,“有意志,会变化”。二、董仲舒以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经是常,权就是变。三、权是变,“天谴论”就是这种变的具体形态。灾和异是天变的一种,天变之后,道便跟随改变。这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要讨论董仲舒这一命题,首先就要弄清他讲的“天”和“道”是指什么。对于“天”,在董仲舒的意识中,有把它看做自然的意思。“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但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董仲舒的宇宙系统论

董仲舒(公元前176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他是西汉时代大思想家。对于他的哲学思想,近年来,学术界颇为重视,也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笔者也想谈谈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学术界同行。一、宇宙本原关于宇宙本原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元”的概念。他说:“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又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候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元”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宇宙“正”的顺序中,“元”又是在最前列。这些说明,在董仲舒的心目中,“元”是宇宙的终极本原。     

略论董仲舒的“仁之美”

董仲舒的美学思想以其天的哲学为基础。他未孤立地讨论美，美在他这里尚未获得独立的位置。美在他的视野里是一种“仁之美”①，仁构成其美学的内在方面，美则是仁的呈现和实现，因而他的美学基本上是伦理美学。 （一） 出自孔孟的仁学范畴，经由董仲舒的阐释而获得新的内涵。董仲舒说：“仁者，爱人之名也。”（２）仁者爱人是儒家对仁的根本规定，董仲舒于此深有会心。《春秋繁露·仁义法》反反复复地以“爱人”来揭示仁的本质属性，体现了董仲舒与先秦孔孟的微妙差异，这种差异标志着儒家仁学发生了一个由内向外的思想转向。 仁在孔子那…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学的国教化与道家——围绕着诸思想的调和与统一

当考虑到董仲舒以儒教统一国教的提议时,很多人认为是基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事实上,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儒家制度化模式理念,即强调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和其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兼容性。这一观念并非最早由董仲舒提出,而是来源于道家。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道家哲学家便主张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多元化学术的融合与发展。因此,在讨论儒学国教化与道教的关联时,也应进一步研究作为道家一元为主体、多元发展的学术史观之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王夫之的法哲学及其方法论略

王夫之的法哲学基础是“道”,称“道”法哲学。此“道”并非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而是指“物之所著”、“物之所由”,即普遍存在的物质实体及其规律。他“治天下以道”的命题揭示了法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存关系,以及法的“正义”和“公平”的原理;并依据其“理势合一”、“趋时而更新”的命题,探索了人类社会法律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王夫之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唯心主义法哲学思想,提出“必循天下之公”及“择人而授以法”等一系列法评价标准的新见解和法律实施的新观念。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董仲舒的社会和谐思想

董仲舒面对汉武帝时期新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着手从思想领域廓清认识，他从哲学的高度出发。以“中和”、“合”作为其哲学范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创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思想的封建伦理。并提出了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经济措施。推动了西汉中期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统一。     

董仲舒之“元”的重新诠释

学人重视诠释董仲舒之“元”的意义,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仲舒之“元”是始、本、原之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可以泛指不同层次的本原。董仲舒之“元”不是元气,也不是特指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董仲舒之“元”具有神圣的意义,因为“《春秋》大元”,“元者辞之所谓大也”,元与皇帝建号相连。这为董仲舒贵始重本的思想建立了神圣的、经典的权威根据,从而加强了人之贵始重本的责任感。     

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

董仲舒,西汉大儒。约生子高祖初年,卒于武帝元狩之末或元鼎之初,享年八十有几。①景帝时,他做过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武帝朝,又先后做过上大夫、江都相、中大夫、胶西相。他上过“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则是他的代表作。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当时以至后来的封建政治,影响极大。应该给董仲舒以怎样的历史地位?目前,史学界、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复古倒退的,是反动的,他的理论和主张迎合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要求,并长期地被历史上的腐朽势力所利用。这实际上是把董仲舒说成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下面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揣冒昧,提供出来,向史学界请教。     

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道家黄老学

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实际呈现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结构,其中道家黄老学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借鉴了道家哲学的道论,通过重新诠解"元"概念,使其理念中的"天"开始具有本体的意义。而在对这种本体之"天"的具体阐释中,则主要借助了稷下黄老"气"的概念,他把黄岩'无为"思想探合到其儒学体系中,其理论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在表面的儒术独尊中,实际完成了中国文化两大主流儒、过二学的一次大融合。     

朱熹义利观评述

“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自孟子以来,没有一位儒家学者不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作为儒学的继承者朱熹自然也不例外。朱熹的义利观,主要本于孟子、董仲舒的思想,但他更注重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论证,给予义利以理学的解释。这一特点,不仅丰富了儒家思想,而且使义与利增加了新的内涵,体现了儒学在宋代的发展、深化。儒家义利思想遇到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