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论元代士人的归隐意识

“仕与隐”观念的冲突,是传统士人心态中的一个矛盾。但在历史上隐逸难以成为主流。元代士人在人生观念上有很大变异,蔑视功名,否定仕途,表现出对传统的背离。这种变异,产生于元代异常的社会环境。虽然它还不具备否定封建社会的高度,但表现出自我的觉醒。元人归隐意识的内核为自保及自尊需求,尽管表现得夸张直露,但从其本质论,并未超出历代归隐意识的藩篱。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三国初期青年建功立业模式及其启示意义

汉末三国初期青年建功立业的行为受出身的影响,青年建功立业的动力主要源于内在的理想,而外在的相助之力也有其作用。他们建功立业的形式以其军功、入仕并勤于治民、擅长撰文等为主。在建立功业之中,源于内外原因——人生理想、择主、忠孝观、诚信观、友情观等,影响了他们事业的大小与成败。不过,人格的高下是决定他们建功立业成败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纵横既黜,退赋家:论战国士风流变对赋家主体人格的影响

战国士风的流变影响到汉代士人的主体人格和心态 ,主体人格和士人心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 ,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是探索汉赋文体特点及其成因的新视角。     

"恩了身退":张九龄的人生理想模式论——兼论唐代寒族士人心态

本文将张九龄的人生理想模式概括为"恩了身退",它在诸多方面都不同于"功成身退"的普泛人生模式,它把士人的出与处、外在的社会责任与内在的自由渴望理想化地融为一体,是出身寒族而跻身上层的寒族士人心态的典型代表.     

唐代儒隐的基本模式

唐儒隐逸的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不仕则隐,独善其身.士人们仕途受挫或仕进不得,只好身归林泉,在自然山水中寻求精神安慰.二是终南捷径,以退为进.打上逸民的旗号,用隐士的清名来招引当权者的注意,从而实现入仕的真正意图,这实际上是一种曲线求仕行为.三是休沐田居,亦官亦隐.既要追求功名利禄,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又不放弃隐逸情趣,着意在精神上追求享受.     

走在行乐与悲观的边缘——从《古诗十九首》看汉代文人的人生关注

汉末士人多忧患,面对经学衰颓,经历了党锢之祸的汉末文人开始对传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产生怀疑,他们为社会的危机重重而感到悲观,四下弥漫着的悲观情绪交织着他们狂狷与张扬的个性,感叹时光易逝,何不及时行乐。八首“人生”题材的诗中充斥着这种矛盾的情绪,但恰恰是这些诗却体现出了一种人性的复归,诗中更加关注“人”这个本体,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古代士人的阶层想象及其悖论——基于"回煞"俗信的考察

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群众史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揭示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解决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使得“两型社会”建设有了深厚的人文依据和理论支撑。以群众史观为指导，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必将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试论唐代京兆府的司法权

唐代的京兆府既是一级行政单位 ,又是中央政府机关的所在地 ,因而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其司法权也体现了与这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相一致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京兆府对所辖境内的司法有相对的独立性 ,有时还可代替中央司法机关行使部分权力     

论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功能的开发

文章从新的视角探讨了知识经济与图书馆功能的内在联系 ,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应重点开发的几个功能 :知识创新与交流功能 ;网络信息资源功能 ;继续教育功能     

科学认识当代中国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兼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确立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把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对其进行过直接探索并取得重大成果.执政党的人民内部主要矛盾观点未纳入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文本,这主要是整风运动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变换的结果,深层原因是执政党未厘清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与一些不必要的担心和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视阈狭窄有关.尽管新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依然是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科学认识和着力解决这个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试析达斡尔族爱国主义传统形成的原因

达斡尔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 ,其爱国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明显的表现。具体可概括为民族的先进文化、善于把握时代精神、杰出人物的作用和重视教育的传统等几个方面。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论先秦“誓”体及其契约精神

“誓”作为一种文体,生成于原始宗教祈祷神灵的仪式。先秦“誓”体根据所用礼仪场合的不同,分为祈祷之誓、军旅之誓、会盟之誓、私人之誓、假道之誓、约剂之誓和悔过之誓等多个类型。各种“誓”体的内涵和仪式虽然不同,但其文化功能是一致的。“誓”之行为,是在神灵的监临下限制起誓主体的随意行为,建立、规范、调节人神关系、人际关系,以达到维持和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誓约行为中蕴含了丰富的契约精神,包括神灵信仰、对等原则和信用体系。     

新世纪政府领导理念探析

新世纪政府领导理念有十一种转向 :从本土化领导走向国际化领导 ;从工业化领导走向信息化领导 ;从人治化领导走向法治化领导 ;从国家为中心的“管理”行政领导模式走向兼顾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平衡的行政领导模式 ;从权力取向的领导走向服务和影响取向的领导 ;从“公共行政”走向“重塑政府” ;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 ;从工具理性走向交互理性 ;从传统的目标—过程取向走向结果取向 ;从官僚本位走向顾客导向 ;从效率取向走向质量取向。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